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王文:西方超载,跌入“赫尔德陷阱”王文;赫尔德陷阱;疫情

王文:西方超载,跌入“赫尔德陷阱”

发布时间:2021-01-05作者: 王文 

2020年最后一周,北京继2月、5月后第三次发现了本土新冠病例,病例发现地就在我家2公里外。我所在街道一下子紧张起来:30万人,两天内,全部完成核酸检测。所有接触者被锁定隔离。社区、大厦进入要求变得更严格。街上行人明显减少。 

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本文英文版刊于1月5日《环球时报》英文版“Wang Wen on Changing World”专栏。



2020年最后一周,北京继2月、5月后第三次发现了本土新冠病例,病例发现地就在我家2公里外。我所在街道一下子紧张起来:30万人,两天内,全部完成核酸检测。所有接触者被锁定隔离。社区、大厦进入要求变得更严格。街上行人明显减少。


10天后,北京市政府宣布,基本控制住了新一轮本土疫情。又一轮的病毒袭击,再次在政府、社会、组织与个人的密切配合下被打退,诠释了人类演进的又一个典型瞬间。


其实,人类的演进就像一辆负重前行的大车,必须不断适应疾病、猛兽、天灾的侵袭。只有个人、组织、政府与社会在同一个方向付出努力,进步才有可能。否则,将会面临“超载”而止步不前的困境,甚至爆发更大灾难。


面对同一种病毒,中国、越南、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应对明显要好于欧美国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东亚各国的政府、社会、组织、个人已达成了“生命重于自由”的价值共识,往一个方向推动“大车”的前行。


相反,欧美国家则是分裂的。个人过多的权利主张,组织过散的权限归属,社会过杂的权衡考量,政府过弱的权力运行,使得欧美国家抗疫总是在原地打转,像是一辆负重过多的老爷车。


30多年前,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就曾警示过“国家超载”的难题。这本被称为“民主理论的必读书”后来出了修订本,增加了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研究与认识,但对欧美国家超载式的批判仍然不变。


这种批判或许可称之为“赫尔德陷阱”。我对“赫尔德陷阱“的理解是,随着生活水平提升,人们的期望过高,政党组织的政策主张过于强化票仓群体的利益,政府权力无法覆盖全民,社会不断出现价值观的分裂,导致经济、社会事务赖以运行的制度失灵,国家陷入止步不前的停滞深渊。


这次疫情典型地证明了欧美各国已跌入了“赫尔德陷阱”。对于中国人而言,很难想像,疫情大规模爆发已一年,欧美国家竟还有那么多民众缺乏自律,反复强调个人自由,不愿意戴口罩,不相信医学;也很难想像,在欧美国家还存在那么多政党、社会组织之间的无谓争吵;更难以想象,一些政客还以意识形态之由,无端地把脏水往其他国家去泼。


截至2020年底,拥有世界最发达医疗设备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30多个欧美国家总计竟超70万死于新冠,很可能在2021年春季将超过100万。难怪已有人断言,新冠疫情已沦为西方危机、民主危机。


跳出“赫尔德陷阱”的关键是,在危机时,必须依赖于能充分配置所有资源的“强大国家”。政府要有自上而下的执行,社会要有从里到外的配合,民众则要有发自内心的遵从。这是超载理论对于当下民主国家危机的真诚启示。


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向前发展的国家,都应该讲求秩序与自由、权利与责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平衡。平衡得好,国家则能持续发展;否则,就会跌入“超载陷阱”。在大危机中,天平则必须有所倾斜。程序须让位于效率,自由须让位于生命,争论须让位于合作。


正如二战时美国与英国出现了罗斯福、邱吉尔,应对这场新冠疫情,欧美国家的确需要大英雄。我不知道,拜登会不会是,但拯救生命应该是他的首要任务。


这又令我想起弗兰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的话,无论是新兴国家,还是老牌民主国家,恐怕都需要面临着一个重大任务,即提供国民所期待的实质性功能:“人身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和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即实现个人机会所必需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


这些国民所期待的实质性功能的提供,不只是源于政府一方,也来源于社会。希望欧美国家的所有人能够从中汲取这种变化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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