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中、美、英三国学者畅谈“十四五”规划十四五;王文;罗思义;威廉·琼斯

中、美、英三国学者畅谈“十四五”规划

发布时间:2020-10-29作者: 王文,罗思义,威廉·琼斯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0月26日上午在京召开。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并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1953年中国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从2006 年“十一五”起,国家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围绕“十四五”规划,《环球时报》特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与该院两位外籍高级研究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John Ross)、美国《全球策略信息》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展开对话。中外学者结合严峻的国际大背景和中国面临的“挑战极限”,纵论制定“十四五”的特殊意义,也畅想着未来五年中国将要发生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0月26日上午在京召开。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并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1953年中国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从2006 年“十一五”起,国家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围绕“十四五”规划,《环球时报》特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与该院两位外籍高级研究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John Ross)、美国《全球策略信息》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展开对话。中外学者结合严峻的国际大背景和中国面临的“挑战极限”,纵论制定“十四五”的特殊意义,也畅想着未来五年中国将要发生的变化。本文刊于10月29日环球网。


“在严峻挑战的国际背景下制定”


王文:中国制定政策时会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2019年底,中央就已召开研究部署“十四五”规划编制专题会议。近一年来,我也有幸受聘成为两个部委与一个西部省份的“十四五”规划咨询专家,切身体会到中国这样的大国制定“五年规划”的复杂性,特别是未来五年规划中还要有全球视野。


罗思义:要理解这个五年规划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就必须了解中国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1949年,新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从我掌握的数据看,当时只有10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中国。毛泽东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说的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是空谈,谁能想到,仅仅7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几乎一个人一生的时间,中国就将在下一个五年规划期间跻身世界高收入经济体之列。此前,中国在改善卫生健康状况、提高预期寿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众多领域也都取得了成就。


威廉·琼斯:中国正在制定的下一个五年规划将与以往的规划有很大不同。我认为,受疫情的影响,在全球经济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实际增长的时候,中国正在制定一项影响中国和世界未来若干年的计划。而且,今年的重点将不再是单纯的数量指标,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在技术和生产力方面创造质的“飞跃”。


罗思义: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不仅对中国发展,而且对全球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当然,中国的短期经济前景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要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2020-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占全球经济增长的60%,而新的五年规划也代表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也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但大多数国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都采用世界银行的分类,即将经济体分为低、中、高收入群体。按照这一标准,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中期(2022-2023年),中国将进入全球“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实现这一发展水平,决定了“十四五”规划的性质。早前中国的五年规划是为了“摆脱不发达”,而这次规划将以建设高收入经济体的不同任务为中心。


此外,“十四五”规划是在人类面临严峻挑战的国际背景下制定的,这其中有美国的因素,有西方国家未能控制住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有气候变化的威胁等。


王文:除了你们谈的特殊意义,我还有一些感受。通过在全球治理领域的研究与国际比较,不难发现“十四五”规划所体现的鲜明中国特色。


首先要提的就是全面性。“十四五”规划与中国过去的五年计划或五年规划一样,都是汇集全力,群策群力,前后须花一年左右的时间制定,尽可能地体现全国民众、各个产业、区域、机构利益与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当下中国,东西部区域发展、城乡发展、贫富者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很突出,要求“十四五”规划的制定更加精细,尽可能充分考虑与糅合所有民众的利益交集。在我看来,中国的五年规划与美国或西方其他国家的“四年战略计划”“总统施政纲要”完全不同。欧美选举政治容易产生愈演愈烈的利益集团的固化与分化,一党支持的政策往往就是另一党反对的。


其次是持续性。“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是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设计,延续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的发展任务,承接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使命。在编制中,必须考虑国内发展与全球秩序剧烈调整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如,全球经济放缓、国际不确定性加剧,“十四五”规划就必须考虑全球化有可能逆转、国际分工发生重大调整的逻辑,寻找关键产业链的区域协同与新的全球布局。再比如,在检验“十三五”规划完成进度时,会发现生态、扶贫、消费结构等领域的明显改善,但也需要看到如营商环境、科技创新仍有待加速提升的内生压力。过往检验与未来设计,都需要考虑延承度,这与西方国家“一届政府一组政策”的惯例完全不同。事实也证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出现了严重“内卷化”状况,即无休止地循环重复,导致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更高的发展状态。


“会体现生态文明和科技投入”


王文:刚才我们都提到“十四五”规划还有前所未有的“全球性”考量。中国要深刻认识到未来五年极有可能是矛盾与风险多发期、共振期,同时也要意识到中国已从过去的“跟跑者”“搭便车者”升级为“领跑者”“被搭车者”的重大转变。因此,“十四五”规划还要有着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设计考量。因此,中国“十四五”规划一定会强调实操性。“十四五”规划编制既要考虑预期完成的可能性,更要顾及“十三五”规划的完成进度;既要考虑当下面临的重大战略机遇,更要防范在复杂国内外环境下的潜藏风险。它不是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是的,我们能”“让国家再次伟大”之类的夸夸其谈,也不是空有对国民许诺的空头支票,而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罗思义:有的问题与外部问题重叠,是人类共同的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中国此前曾在概念上提出“生态文明”的目标。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中方提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西方著名的经济分析人士和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说,中国这样的承诺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未来前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一定会体现在新的五年规划中。


威廉·琼斯:是的,毫无疑问,“十四五”规划还将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为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铺平道路。中国在摆脱化石燃料方面比美国走得更远,中国的做法不是像一些西方环保主义者提出的那样减少人们的消费,而是朝着新能源迈进,最重要的是发展核能工业。中国在法国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上的重点参与,以及在合肥开发自己的核聚变反应堆,凸显了中国对推进新能源的决心。


我还想补充的是,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和提高增长速度,关键在于科技投入,这将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科技投入会带来创新,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全局,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并普遍降低生产商品的价格。深圳以其快速的增长速度成为这一政策的典范。中国共产党还承诺创造更多的“深圳”。自从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以来,科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但以今天科技的发展,变化的速度几乎是天文数字。鉴于美国现政府一直试图将中国高科技阻挡在全球市场之外,这一政策对今天的中国也尤为重要。中国实际上正与美国在科技领域展开竞争,为了保持其发展势头,中国必须“挑战极限”。


“双循环是条正确的前进道路”


王文:说到“挑战极限”,有德国媒体近日在报道“十四五”规划相关话题时说,“热衷于发动对华新冷战的美国政府看上去既没有战略也没有战术,相反,中国有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如目前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起草该五年规划是一项漫长而微妙的任务,意味着未来中国要大力振兴国内市场,更强调开启一场全新的‘质量持久战’”。


罗思义:中国在取得惊人成就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有些挑战是内部的,高收入经济体要比低收入或中等发达经济体复杂得多。但也有一些是外部的,美国已开始试图阻止中国发展的路线。正因为如此,被热议的中国“双循环”经济概念在新规划中才显得如此重要。许多美国分析人士认为,现政府在攻击中国时犯了严重的战术错误。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是个错误,因为关税是由美国人民支付的,而且美国攻击的是中国强大的、美国无法竞争的、优质的中等技术制造业。也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攻击应该集中在中国的强项上,即高科技上,应像对待华为和字节跳动那样,集中力量削弱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因此,特朗普和拜登都被敦促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


当然,美国能否实现这一目标也是有疑问的,因为这样做既违背了其他国家的利益,也违背了在中国有强大市场的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五年如果中国将其政策建立在美国政策会因自身矛盾而崩溃的假设之上,那将是一种天真、不切实际的战略。因此,中国要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就必须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的技术。生产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可能在中国实现生产,最好的描述是“国内大循环”。我认为,这与1978年至2016年期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技术的情况截然不同。当然,中国仍将继续致力于全球化,这将是世界发展的最好路径,并利用一切机会实现国际化。但在新形势下,中国国内经济将占据主导地位。


威廉·琼斯:可以说,国际社会对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关注与众不同。中国今年成为第一个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有力且有效的国家。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是第一个认真规划2020年及未来几年经济复苏之路的国家。全世界都在关注,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将决定世界经济能否走出低迷。


实际上,中国有近14亿人口,其中许多人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以下,只要继续努力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就有很大空间增加国内消费。正在进行中的扶贫攻坚战就是为实现这个目的。然而,尽管国内消费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扩大开放”也使这种增长成为可能,并引起世界市场的极大兴趣。前两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参展情况表明,外国企业对中国市场非常感兴趣。即使在这段灾难性的新冠疫情时期和美国官员对投资者的负面压力下,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一直在增加,今年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即将举行。这充分说明,中国高层提出的“双循环”理念,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条正确的前进道路。


王文:和你们讨论“十四五”规划,我能感受到,中国的未来五年肯定将是又一个不容易的五年。但只要把握规律,保持定力,增强风险与机遇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善于在“危”中育新“机”,相信再过五年,中国又是一番全新的发展景象。


(本文中文翻译为杨清清、吴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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