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中美关系恶化 金融如何应对

发布时间:2020-07-29作者: 王永利 

在中美关系趋向恶化的情况下,金融局势又会怎么走?面对美国可能实施的金融制裁,中国又该怎么办?  

作者王永利系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刊于7月27日王永利微信公众号。


在中美关系趋向恶化的情况下,金融局势又会怎么走?面对美国可能实施的金融制裁,中国又该怎么办?


2020年以来,美国不断强化对中国的指责与打压,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进入7月后,美国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声明反对中国南海问题的立场;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3日发表涉华演讲,称与中国盲目接触是行不通的,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制度进行恶意攻击,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责。


美国的一系列行动,表现出十足的霸凌主义,似乎正在强行与中国全面脱钩并实施全面封锁,挑起“新冷战”甚至引发局部战争,造成世界严重分裂,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巨大威胁。


这不能不让世人深感忧虑。


那么,在中美关系趋向恶化的情况下,金融局势又会怎么走?面对美国可能实施的金融制裁,中国又该怎么办?


一、美国对华金融制裁可能的场景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和资源配置的枢纽,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所以,美国要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制裁和打压,其中离不开金融的配合。


美国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按其严重程度,大致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一般情况。只是针对中国个别人员、企业、金融机构及其他特殊机构,或者针对某些技术、产品或资源等实施制裁或封锁,要求美国公民和在美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对被制裁对象实施封锁,甚至冻结、没收被制裁对象的在美资产,拒签或吊销被制裁对象的美国签证并驱逐出境,吊销相关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营业执照,追究相关人员和企业的法律责任,对违反禁令的人员、机构进行严厉处罚等。


这种情况主要是美国自己单独的行动,主要是对被制裁对象与美国的经济金融与人员往来,特别是美元收付和在美资产等进行控制,不是与中国全面断绝金融往来,影响是有限的。


2.升级情况。即美国联合其盟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特殊群体(如美国号称要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家属进行制裁),以及更广泛的企业、金融机构,或技术、产品、资源等联合实施制裁与封锁。


这种情况下,制裁范围超出美国,在更大范围内实施,甚至可能使类似SWIFT这样的跨国组织也相应采取行动,可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此时尚未到全面断绝经贸往来和外交关系的程度。


只要不是与中国经济和外交上全面脱钩,就不可能出现金融上的全面脱钩,美国及其盟国也不可能全面将中国排挤出SWIFT等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也不敢轻易冻结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或其他合法资产。


3.极端情况。即美国联合其盟国,对中国实施全面经济脱钩、断绝外交关系,开启全面冷战甚至发动局部战争。


此时,相互之间的收付清算必然随之停摆,双方将相互冻结对方在本国的资产,甚至对特殊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因此,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和政策应对空间了,能做的,只能是加强国内经济发展,并努力建立自己的同盟阵线,发展同盟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与金融交易。


二、中国对美可能选择的应对策略


首先,面对美国的过激行为,中国应该保持定力。


要看到,随着工业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二战之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已经开始深刻变化,多极化日趋明显,时代潮流难以阻挡。在这一大变革过程中,中美两国面对的发展态势存在很大不同。


美国在二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形成的一极独大、可以大规模聚集全世界财富以支撑其高福利、高负债的独特优势,现在已经明显弱化,美国政府与社会负债巨大,中产阶级严重萎缩,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结构难以维持,新冠疫情大爆发使情况更加恶化,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面临巨大挑战。实际上,美国等高福利国家必须推动深刻的社会制度大变革产能适应时代发展新要求。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最大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国,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和消费增长潜力巨大,并且还在进一步扩大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对外开放,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不可忽视。


相比而言,中国更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要求,仍处于发展上升期,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仍在增强,世界格局变化总体上有利于中国。


面对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现在是美国焦急,在今年11月面临总统选举情况下,美国政党就更加着急。在国内难以实施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只能被动地对外转嫁矛盾,特别是对中国的崛起实施全力打压。此时,中国必须保持定力,绝不能被美国的非常举措所牵制,要努力避免被美国拖入全面对抗和世界分裂的陷阱。


现在,中美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经济联系,美国要想完全切断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并实施全面封锁,就意味着对中国全面开启“新冷战”,推动中美脱钩和世界分裂,将对全球贸易与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也将使美元的全球需求量和影响力深受影响,将推动新的国际联盟和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建立并与美国主导的体系抗衡,将对世界和平带来极大威胁,美国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双方都具有毁灭性武器的情况下,美国要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更是违背常理。现在,中美之间仍有回旋余地。


所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激化国际矛盾,面对美国急于对外转嫁矛盾,对中国采取各种极端举措,中国应做好心理准备,保持足够定力,冷静有效加以应对。


中国要坚定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切实增强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包括人民币与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要坚持与他国平等互利,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治理新秩序建设,努力维护和增强国际产业链与供应链,扩大国际间经贸往来,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共同抵制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其中,金融战略和实施举措也要纳入整个国家总体战略和实施举措中统筹把握,配合运用。现在,美国对华金融制裁已经越过一般情况,正在向升级情况推进,但尚未到达极端情况。此时,要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准备,但更应注重升级情况的有效应对,并努力防止出现极端情况。


三、关于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建设


美国实施金融制裁,一个重要的杀手锏就是切断中国与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联系。对此,要高度重视,但又不能惊慌失措。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断交之后,也曾长期被排挤在与他们的经济往来和金融交易之外,很难得到他们国家的货币(外汇),也参与不了他们主导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只能与社会主义阵营和部分保持中立的国家发生经济交往。在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交往过程中,由于缺乏公认的货币,也曾出现记账清算模式,即日常贸易往来双方记账,年终汇总轧抵后,差额保留或以物相抵或予以豁免等。不是不能实现清算,但效率很低,成本很高,国际间经济交往受到很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银行于1983年加入“全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即SWIFT,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金融机构乃至大型企业集团加入,中国市场对SWIFT的重要性不断提高。2012年SWIFT给中国大陆增加一名董事席位(本人则代表中国银行成为中国大陆首位SWIFT董事),并将人民币作为其运行的一种货币。

这就使中国高度融入了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对中国对外经济往来和金融交易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涉及计价和清算货币选择、收付信息或电文处理(信息流)、清算账户资金划拨(资金流)等基本环节。


其中,清算货币选择,是指在两国发生投资贸易时所选择的计价和清算货币。在两国货币不同的情况下,其相互之间投资贸易所选择的货币,可能是其中更具影响力国家的货币,也可能是国际上更有流动性的第三国的货币。


这样,在世界各国广泛的选择之中,就逐渐形成了影响力不同的国际货币与国际货币体系。其中,最具国际影响力国家的货币,就成为国际中心货币。例如,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签署后,美元就成为最重要的国际中心货币,现在,美元在国际收付清算中占比超过40%,在世界外汇储备中占比超过60%。


确定了收付清算的货币后,还需要进行收付信息传送与处理,形成配套的运行设施和制度体系。其中,共建共享全球化、专业化、中立化的清算信息传送与处理体系,如SWIFT(目前其在治理上更多地受到欧盟的影响,而不是美国),对全球而言是最经济的选择。各国很难建立和维护自己主导的包括多种货币、覆盖全球的清算信息传送和处理体系,而只能更多地建设和主导以本国货币为主的信息传送和账户处理体系(如美国的CHIPS、中国的CIPS等),并与公共设施相连接。


国际收付清算最重要的内容是根据收付信息将资金从付款方转移给收款方,所以,还需要建立起与收付信息传送体系相连接的资金账户划拨清算体系。目前,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由央行主导的大额支付清算系统(如美国的Fedwire,中国的CNAPS),其国内金融机构都在清算中心开户进行机构间的资金收付清算。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国际、国内清算要求不同,为避免相互影响,很多国家又单独建设主要处理与境外机构进行的涉外收付清算体系(如美国的CHIPS,中国的CIPS),并建立起与国内大额支付清算系统的连接与风险隔离制度。


清算货币、清算信息、清算账户等构成国际收付清算完整的运作体系。其中,货币在国际收付清算中的份额越大,该国通过对该种货币国际交易和供应的控制,对国际收付清算的影响力就越大。


由于美元属于国际中心货币,美国又是国际金融中心,美国通过美元和美国金融机构对其他国家实施金融制裁的力度也是最大的。但是,没有其盟国参与,仅靠美国自己,要想把中国或香港踢出SWIFT或整个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是不可能的,对此不必过度忧虑。


现在,人民币在国际收付中的占比还不足2%,所以,寄希望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取代SWIFT,并以此对抗美国的金融制裁是不现实的。可能的选择是:既要加强CIPS建设,以及与SWIFT及双边组织的沟通配合,共同抵制单一国家的霸权行为,也要积极探索运用包括区块链加密技术在内的信息科技与网络技术,加快数字货币研发及其配套运行体系建设,推动全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发展,尽管这可能仍然任重道远。

四、关于国家外汇储备与在美资产


随着美国不断强化对中国的打压导致关系恶化,近期不断有人强烈呼吁中国赶紧抛售所持有的美债,尽快把在美黄金和资产搬回国内,防止美国把这些资产冻结甚至没收。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却存在很大问题,需要非常小心谨慎!


首先,必须看到,国家巨额外汇储备来之不易、意义重大。


自新中国成立起,我国长时间处于外汇极其短缺的状态,到1980年,国家外汇储备甚至出现-12.96亿美元的情况。这不仅反映出我国长期游离于国际投资贸易的主流之外,也严重影响了国家引进技术设备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所以国家一直采取优惠政策大力支持出口创汇。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国家外汇储备不断增长,1996年突破1千亿美元,并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有效抗击了国际资本对港币的冲击。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到2014年6接近4万亿美元。之后出现下降态势,到2016年末下降到3万亿美元,在2年半时间内减少了近1万亿美元,但中国金融体系保持了基本稳定,如果没有之前庞大的基础,放在其他任何国家,不引发金融剧烈动荡都是不可想象的。巨额外汇储备的存在,不仅是中国高度融入全球化,密切了与国际金融和国际社会的联系的重要成果,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国家防范国际资本冲击,抑制汇率剧烈波动,维护金融市场基本稳定的能力,成为一定意义上具有重大国际震慑力的“金融核弹”,成为中国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所以,巨额外汇储备,尽管饱受争议,但却来之不易、意义重大,绝不可轻易消耗掉。


其次,目前情况下,要大规模减少外汇储备或搬回在美黄金等资产,并非易事,结果也并不一定更好。


目前是美国急于挑起争端,中国不能被其牵着走,而要保持定力,争取避免极端情况。如果现在中国急于抛售所持有的1万多亿美元的美债,不仅难有足够的买家承接,而且换回的美元依然只能存放美国,并没有解除风险。要将外汇储备都转成黄金,同样面临黄金市场供应量不足,价格可能大幅上涨的问题。此时再急于将黄金等在美资产搬回国内,很容易激化与美国的矛盾,给美国提供进一步行动的借口,实际上也是很难做到的。


即使想通过扩大进口减少外汇储备和在美资产,也存在进口什么东西,进口回来如何使用或保管,是否会造成巨大浪费等问题,需要特别慎重和仔细分析。


更重要的是,面对中美关系恶化、国际关系更加复杂的局面,人民币和港币都面临汇率剧烈波动的压力,如果此时大量削减国家外汇储备,将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汇率波动并维护金融稳定?


所以,此时千万不可轻易出手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必须三思而后行,切实避免在外汇储备上出昏招。(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Twitter:RDCY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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