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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球人大EMBA校长第一课,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困境

发布时间:2020-07-17作者: 吴晓求 

本文为吴晓球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2020级EMBA上《校长第一课》的授课内容。 

吴晓求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学教授,本文根据吴晓球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2020级EMBA《校长第一课》授课内容整理,刊于7月13日华夏基石e洞察微信公众号。


谢谢商学院的邀请!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商学院2020级的142名EMBA同学,在这个特殊的时候能够来到人民大学学习,表示热烈的欢迎!


人民大学是一所有情怀的学校,它的基础非常扎实。特别是商学院,最近这些年来发展很快,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梯队以及中国管理案例整理等方面,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而且人民大学商学院的愿景,就是要做最懂中国管理、最了解中国企业情况的商学院,应该说商学院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具备了这个称号。


今天是我们党成立99周年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非常吉利的日子,我们举办开学典礼,开讲第一堂课,也是非常幸运的。今天我主要讲一讲中国的经济,题目是“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困境”。


01

中国经济遇到了外部需求收缩、内部需求不足的困境


(一)外部需求收缩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42年了,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从1978年的一个贫穷落后国家,当时GDP总规模只有3650亿人民币,达到了2019年GDP100万亿人民币的规模,终于实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虽然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来看,这个水平当然不高,只能说是处在中上等水平。但是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1.新兴大国VS守成大国:越来越多的国家不适应或者不了解中国的发展对全球将意味着什么


在40多年前,中国社会的普遍特征就是贫困和饥饿。很多老百姓吃不饱饭,一天吃两顿,有一顿可能还是红薯。那个时候吃红薯是饥饿、贫困的特征,不像今天,红薯是高级的、绿色的健康食品。用了40多年的时间,中国开始真正走向现代化,真正实现了全民小康的水平。总体上说我们已经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是到2020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社会都要进入小康社会。


这4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始终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里已经给未来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因为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以经济建设中心,结束了当时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路线。从此我们大踏步地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主要是市场化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向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开放,学习他们的经验,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探索出来的一条道路。


回望过去40多年,应该说我们所走的方向是非常正确的,才会有今天全面小康的水平。中国人几百年来都是处在饥饿贫困的状态,大家不要看电视连续剧中清朝是多么好,实际上那是极其愚昧、落后、封闭的社会,很多老百姓吃不饱饭菜。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就在探索如何去摆脱贫困,如何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一直是我们党的初衷。前30年里经过了探索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走了很大的弯路。我们发现苏联那套计划经济的模式、体制、管理办法、理念,完全不适合于中国,所以必须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道路。这其中有丰富的内容,不是口头性的东西,不是宣传标语,它有实实在在的实质性的内容,必须深刻领会这42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的经验和教训。


到了今天,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是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世界上有重要的影响力。首先是中国经济实力在提高,融入了国际经济体系,引起了国际经济体系、结构的重大调整。在传统上、历史上,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会给全球的规则和秩序带来新的变化、新的调整。原来的那些守成大国,会多多少少都有不适应,就像突然之间旧屋子里面进来了一个巨人,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体积非常庞大的经济体,有些人会感到不适应,因为他不了解这个经济体。


这里面的问题就是,中国发展之后,如何去释放善意,而且是向世界解释,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非常有利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大国兴衰交替的历史。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外部环境,我认为是变得比较复杂了。过去人们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而且经济规模相对小的经济体,不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挑战。同时又觉得中国的人口众多,市场规模巨大,他们好像没什么戒备。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不适应或者不了解中国的发展对全球将意味着什么,他们也不了解中国人的特性——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愿望。他们对中国是抱有疑问的。


2.畅通的民间沟通:为中国的发展营造和平、稳定、和谐的环境


我们中国人有自己复兴中华梦的理想,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产业的最低端。在外部的环境变得非常复杂的时候,在很多国家不适应中国崛起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去向外部世界解释、沟通“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讲道理和很好的沟通,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实际上,民间的沟通非常重要。民间沟通又以学者之间的沟通最为通畅。这种通畅的沟通,目的是要让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和平、稳定、和谐的环境。


我是主张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学者除了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模式以外,有一个重要的责任,是和外国的专家、学者、社会进行沟通。这种沟通是理性的沟通,是有弹性的,是去向外部世界沟通、解释中国的发展目标,中国的善意,包括中国式经济发展内部所遇到的困难。核心要表达的是,中国没有扩张的野心,你们不需要有很大的心理戒备。如果到处对你都进行戒备,环境会变得非常不好。所以哪怕国外学者持有难以接受的观点,但是你也要非常平静的、理性的去跟他沟通。当然有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该驳斥的还是要驳斥,但是要温和地讲道理。


在过去两年中,在人大的平台上,我和一些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学者,包括杰弗里·萨克斯(哈佛大学著名教授,“休克疗法”之父)、约翰·米尔斯海默(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迈克尔·麦克福尔(斯坦福大学教授,在奥巴马时期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尼尔·弗格森(美国历史学家,著有《基辛格传》)等,进行了有效的对话和很好的沟通。米尔斯海默教授曾经在2000年之初,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他曾经和中国很多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进行过对话,认为都不能说服他。后来推荐我和他对话,核心是要解释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带来威胁。


这一系列对话,出了一本书叫《吴晓球对话九位国际顶级专家》。不是要推荐这本书,我想说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变得更复杂了,我作为中国的学者,有责任尽最大的努力去与世界沟通,让他们理解中国。


3.中美贸易争端+新冠疫情,民粹主义盛行,外部需求受到了重大影响


显而易见的是,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中美经贸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中美经贸的争端不是贸易层面上的争端,我们都知道其本质是一个守成大国要扼制一个新兴大国的发展和崛起。这是他根本的目标,甚至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扼制超过了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差异,他就怕有人去跑到他前面,所以要采取一切手段,包括用了让人觉得冠冕堂皇的一个词、一个途径——中美贸易争端。表面是说中美贸易中美国贸易赤字太多,中国的贸易顺差太大,如此等等,看似有点道理的说法,但是实质不是这样。


在座各位都是企业家,做贸易也好、做企业也好,都是互利的,从来没有一项经济活动是单方得利。如果别人都没利,就他一个人有利,我不认为这种经济贸易活动能够持续下去。任何事情都是通过谈判去协调、均衡、利益共享,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只是一味的要求和指责,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中美贸易争端在一开始,就可以看得出来不是单纯贸易争端的问题,当然现在已经暴露无遗了。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中美贸易摩擦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开始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有所复杂了,甚至有点严峻了。在新冠病毒全球蔓延以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增添了许多非常莫名其妙的因素,有一些完全是欲加之罪。


现在因为美国的确在全球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二战以来规则制定的主导者是美国。在二战结束,或者说即将结束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确定了全球的经济、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一系列规则。国际组织也是在这期间逐步建立起来。我认为,这些规则体系对二战之后全球经济、贸易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减少了摩擦,加强了沟通,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


但是在这70多年当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起来了,在这个时候,重新思考、研究现阶段的全球经济结构,以及各国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我认为也是非常正当的。过去中国因为经济规模非常小,没有竞争力,所以在经济规则、贸易规则层面上基本上是一个接受者,到了今天,显而易见中国也有义务、有责任代表新兴经济体,反映新兴经济体这70年来的诉求。在这个背景下,有一些国家不太适应,加之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未来全球经济运行的规则和状态。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严重的一次危机。


一场危机之后,会改变整个社会和全球的规则和结构,我们对此要有深度的理解。一个时期以来,民粹主义在全球盛行,在很多国家都成为一种主流的思潮。民粹主义的逻辑里没有互利、协商、合作的概念,也没有分工和比较利益的概念,最后会变成霸权主义,也会变成闭关锁国的政策。它会造成全球经济活动的紊乱,会加快全球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的脱钩。


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们深刻体会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是人类社会现代文明的重要表现。我们倡导经济全球化,也是倡导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这符合各国的利益,现在这些基本的诉求、基本的规则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最近美国正在加剧这种脱钩的动作。我始终认为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且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关系的基础。我们一贯是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来解决这个关系,尽可能避免历史上频繁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样一个现象。


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20年代,应该说正在越来越走向文明,我们必须用文明的方式、文明的思维,现代思维和方法去解决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这是我们的善意,但是有些情况并不是完全朝着我们努力的方向去变化。因为有些人可能理性不够,全球化的角度不够、国际视野不够,或者说完全关注自己的利益,就会使一些外部关系越来越紧张。


现在这个紧张关系正在日益显现,各国的经济都出现了负增长,中国也同样,第一季度负增长,第二季度估计有所复苏。有一些学者说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大幅地恢复发展,我对这个结论深表怀疑,我不知道他依据的数据怎么来的。虽然中国大面积的新冠疫情已经解除了,但是外部的需求受到了重大影响,这从珠江三角洲的现状就能够看得非常清楚。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一定要冷静、客观,不要拍拍脑袋说一些没有根据的话。只有冷静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4. 中国有完整的产业链,但还是要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改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


新时期全球的经济关系、国际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些大的经济体都想做完备的工业体系,都想做到自供自给,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实际上违背了分工的原则,有些国家是做不到的。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从最原始的到最现代的产业,产业体系的确是非常完整的,保证了完整的产业链。但大多数国家是做不到的,他只有通过贸易解决他们的内部需求,解决双边的交换问题,才能达到比较利益。


过去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占GDP超过三分之一,大约在4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而目前,我们的外部需求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处在一个萎缩的状态,这其实在提醒我们思考如何去转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型。过去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型主要侧重于结构的转型,包括供给侧的改革等等,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把最近的外部环境变化考虑进来,意味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论证的思考,如何去完善、去扩大内部需求,使得内部需求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动力。


当然,我们还是要致力于最大限度的改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这是从国际环境来看,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我们也要非常客观的看到这个情况。


(二)内部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新冠疫情以来,中小微企业的生存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有些企业如果半年没有现金流的话,就很难生存下去。


新冠疫情这一个时期,服务业领域遭受了重大的创伤。如果就业都有很大问题的时候,想通过扩大内部需求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非常困难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让企业能够生存下去?


1.向美联储学习,以创造性思维应对重大危机


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我们国家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防止了新冠病毒的蔓延,也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去服务于企业,让中小微企业能够生存下去,包括大幅度的降税、降低费用,降低房租、减少财务成本,改变信贷政策,房款到期的展期等等。但是你会发现各个部门对中国经济的困难缺乏深度的把握,缺乏客观的了解,出台的一些政策之间的逻辑联系不紧密,导致有的是非常没有效果的,有的是做了门面的,有的是力度不够。有很多部门,我认为是在走过场,没有在为中小微企业解决实际的困难。


现在内部的情况的确是变得比较复杂,加上疫情影响下,有一部分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模式出现了摇摆,对如何看待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一些争议。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应该有争议,因为这个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已经彻底解决了,后来写进了宪法。提出这些问题,干扰了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核心问题是要正确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民营经济。还是按照宪法写的,“两个毫不动摇”,这非常的正确。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两个重要的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一个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两个意见贯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十九大报告的重要精神,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些决议来制定政策。目前有些政策并没有很好的体现中央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的精神。


突如其来的黑天鹅事件,新冠疫情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的内部变得更加困难。我们要充分意识到这个困难,直面这个困难,要花最大的力气去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是政府的职能。平常大家都过得很好,制定政策是相对简单的。在最困难的时期,如何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如何采取非常有力度的政策去解决问题?有一部分事情不是常规政策能解决的,要创造性的想办法去实施一些政策。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去帮助社会、帮助个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有不少中国学者在嘲讽美联储这一次应对美国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大幅度波动所采取的一系列操作。我看这些人有的是嘲讽,有的是冷嘲。我不赞成这种态度,而是抱有一种研究的态度。面对突如其来的这种重大变化,为什么美联储可以完全颠覆教科书上的概念,进行了非常精悍的创新?


实际上这是花最大的力气帮助美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渡过难关。美国的经济体系里面,资本市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整个金融体系起到核心的、基础的作用。一旦资本市场出现了问题,会带来很大的困难。美联储深知美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乃至于经济的预期有多么重要,所以采取了完全是适当的操作。美国的市场不像原来人们所想象的,出现重大的动荡,甚至出现崩溃,实际上现在已经基本上稳定了。


这个案例说明了什么呢?就是面对重大的危机,我们必须采取创造性的思维,找到一些政策去稳定它。我们在处理现代经济面对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条条框框还是比较多,条条框框一多,找到问题的办法就少了,效果也差了,做样子的成分就多了。我们还是要进行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创新,这个时候没有概念的限制,是要完全的解放思想,找到新的办法。因为最终必须是创造性的办法,才能够解决这种重大的危机。


2.以巴西等国为鉴,实现持续增长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的内部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尤其是现在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对中国而言,从40多年前人均GDP100多美元到今天的1万多美元,虽然也很艰难,但是复杂程度并不是太高。我们建立了市场化的体制,再加上那时候有巨大的人口红利,还有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进一步的持续增长,在已经付出了代价——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人口红利也在慢慢消失的时候。新兴经济体到了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面临的巨大考验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全世界的新兴经济体在都会面临这个同样的问题。


按照十九大报告,从2020年到2030年这10年的时间我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应该是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理论上,那时候我们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了,虽然还没到现代化的强国,但已经稳定地进入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只不过在发达国家的行列里面处在一个中等水平。这预示着我们十年里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特别十年之内,要面临的重大考验。这是中国经济内部复杂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隐含之意。


巴西、阿根廷,也包括南非的一些国家,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由36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国家,亚洲的所谓“四小龙”,一度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大概在人均GDP12300美元,多数都是没有跨越,有些是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很快又退回来了。我们中国正在向12300美元这个水平迈进,还没有跨越,首先我们要迈过去,其次要持续的增长,要处在发达国家的行列。


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国家和经济体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韩国和中国台湾。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跨越不了“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会很迅速地退回来?


巴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案例。2018年,我专门到巴西、阿根廷访问了10天,主要是在研究,它为什么会退回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发现了几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是技术创新不够。经济要发展,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它支撑经济的新技术、新产业的速度、趋势,以及持续性是要稳定的。换言之,产业要进行转型。为什么最终技术变革、技术创新变得特别重要,就是在于此。


第二是和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密切的关系。有些国家非常动荡不安,社会不太稳定,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三是教育发展。成功的教育意味着高素质的人才。我们必须培养能够支持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批又一批人才,包括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甚至包括大学教师,包括整个社会的理念,都要进行重大的变化。当然要继续发扬我们的勤劳美德,同时善于学习大国的经验、吸收先进的管理方法、开放性的思维等等,都变得很重要。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遇到了外部需求不稳定,内部的需求不足,内部情况越来越复杂的困难。外部环境越来越严峻,经济发展内部面对的任务越来越繁重。

02

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几个原则


(一)不要过于乐观,心可以很热,但是头脑要冷静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会很快,我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上是一座一座需要翻越的大山、高山,是一条一条需要渡过的湍急的河流。要翻过一座一座的大山,要渡过一条一条湍急的河流,没有新的方法、新的思维、新的发展模式是解决不了的。我们要把问题要看透,看透了才能比较好的找到有效的办法。


我们不能过于乐观。我们的心可以很热的,但是头脑是要冷静的。心是热的,是要有远大的理想、情怀、目标,不要失去希望;脑袋是要冷静的,千万要看到问题,多看到问题才会减少未来的阻力,减少未来的困难。有一些学者特别的乐观,但盲目乐观是会麻痹人的。未来将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如果你根本就没有心理准备,就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实际上只要通过很好的理论思维、科学研究,是能够预测到未来大概会发生什么,因为万事皆有其逻辑过程。


(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几个原则


客观理性地看清楚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丝毫不意味着否定过去的伟大成就。中国4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是人类社会的奇迹,没有哪个国家做到,中国做到了。看清楚了问题,就要认真思考怎么去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首先是从思想方法、理论逻辑上要思考透,什么是人类的未来,什么是中国的未来,什么是人类文明的趋势,什么道路、什么政策、什么模式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些都要经过论证的、深度的思考。


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找到解决未来一切问题的办法


过去40多年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解决问题首先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点特别重要。


40多年前,面临突破僵化思想约束、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困难,我们在思想上统一起来,统一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思想认识上来,依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现在中国人绝大多数都知道,只有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才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这个认识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而达成的。


今天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如此复杂,内部的任务如此繁重。坦率的讲比过去40多年来遇到的困难、问题的复杂程度要严峻得多。我们如何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思想上不能有束缚。你说一个企业,可以学习一下华为,可以模仿其他成功企业的模式,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到哪个国家去抄?模仿谁的模式?谁也没有成功的经验,没办法抄!没办法模仿!面对各种问题,只有自己去探索。


过去我们在沿海建立了十几个经济特区,新时期改革开放采取的是以建立海南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为代表的重大举措。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港和经济特区当然有逻辑上的延伸和继承关系,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新时期建立自由贸易区港,你必须要研究世界上各国最成功的自由贸易区港的法令,研究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法令,什么样的人才储备,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什么样的营商环境,才可以真正建立起现代化的世界级的自由贸易区港。这就不能有任何的思想束缚,一旦有思想束缚,你想建立起具有国际意义的、有国际重大影响力的自由贸易区港,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就要大胆的探索。前面有很多禁区,很多无人区,过去没有实现过的,从本本上找不到的,那我们就要做。中央给了这么大的空间,相关各地就要进行重大的探索。我看很多地方官员、很多部门,都是循规蹈矩,倒是不会犯错,但要他们创造性解决问题就不太现实。


我认真读过一些地方的领导谈到自由贸易区港的发言或者讲话,有的赞成,有的完全不赞成。有的领导一来就讲,在我们这儿有八不准。我一看他的概念是不准干什么,当然那些不准干的可能还真不能干,但是这种“不准”思维不是创新的思维。如果都搞成这样,这个不能,那个不能,人家就不来了,那么人才不来了、资金不来了,你还想建成自由贸易区港,这怎么可能呢?这应该是要解除思想束缚的问题。要跨过大山、翻越雪山草地,你没有创造力、没有创造的精神,没有大胆的探索,没有提着脑袋去干的精神,那是什么也做不了的。


在新的时期,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实现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出的2030年、2050年两步走的目标,必须要创造性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找到通向目标的道路。我们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要创造性的找到解决未来一切问题的办法,只有解放思想,同时要客观冷静,实事求是。


2. 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在当前乃至未来的重要性


必须要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在当今的中国变得多么重要。过去40年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中国经济发展因此有了很多特色的地方,是其他国家根本就难以做到的。比如说在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的作用。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模式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各级地方政府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里,招商引资,设立产业集群、各种开发区等等,经济事业因此得以蓬勃发展。在新的时期,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同时一定要重视经济发展,这两者之间完全是协调的。


事情都是干出来的,收入也是人们干出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千万不要指望通过货币的发行去增加人们的收入。货币政策很重要,但只是一种工具,不是财富的来源。收入水平的提高不能单纯靠发货币,发消费券,这怎么能让一个国家发展起来?我从来不赞成这种政策,我们要号召人们去创业、就业、创新、创造,这是中国发展的根基,是财富的来源。


我们一定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这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改革指什么呢?指市场化的改革,它是有标志的。所有的改革,如果能焕发出所有人的积极性,这改革就是成功的。


改革要把人们从约束中解放出来,让人们对未来有希望、有冲动、有激情,要去创业,要去实现人生的梦想。要让所有的个体都愿意去创业,去创造财富,都斗志昂扬走在通往未来梦想的路上,把心中的想法给实现了,这就是最好的创业环境。这是改革开放很显著的指标。


各级地方政府不要搞很多新项目,不要通过自己的投资平台去融资,这不能每次都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认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做好营商环境的改善。构建营商环境,让每个人都会安全、安心、安静的创业,政府提供高效率的服务,这才是最好的环境。


一个地方经济发展与否,和政府职能的履约有关系。长江三角洲也好,珠江三角洲也好,为什么经济发展能相对比较好?特别是长江三角洲深圳这一带,有如此强大的竞争力,我认为与当地政府很好的履行职能有关系。他就是在改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发展。有些原先很发达的地区,现在都很凋零,核心是营商环境很差,这些地方抓到的贪官你会发现有多么恶劣。地方政府的营商环境太差,经济不可能好起来。


3.改革的同时要扩大开放,重点是稳妥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


要坚持改革,同时要扩大开放。不要觉得开放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是国际视野,是真正的增长。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是有质量的经济增长,是在融入国际经济体之后,与国际大企业、著名企业相互竞争中成长起来了。华为之所以能成为华为,因其核心价值里有开放,有国际视野,它在开放的环境下,才可以做成中国最伟大的一个企业。


开放能够确立我们的自信,也能够在全球配置资源。全球都是我们的市场。关起门来做不了一个伟大的企业。一个国家只有在开放中在国际上积累出重要影响力,在开放中成为伟大的国家。开放的范围非常大。我们实体经济的开放应该说做得非常好、非常充分,但是金融体系的开放走得很慢。下一步的开放重点是金融体系。


我们要积极稳妥地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其核心是两条:


一是人民币信息要国际化;二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应该有一个目标、一个理想——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有重要影响力、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它的金融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如果他的货币不是国际化的,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比重非常小,结果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他的金融市场是封闭或者是半封闭的,并且不是全球的金融中心,这个投资者要不就不来,要不就是我不让你来,这两者都不行。


一定要让全球的投资者在中国的市场上有一个适当的比重。这个比重现在只有3%,这个3%肯定不是一个有影响力大国的质量。我个人觉得至少应该达到15%,也专门做了很多的研究。


开放的重点是在于金融体系的开放要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现在国际环境进一步严峻,中国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美元支付体系来结算的。我有时候也在忧虑,如果哪一天弱化了这个程度,我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威胁的时候,会对中国的国际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还要稳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创造条件,让人民币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一定的份额。我们进行战略思考,必须把建立一个备份系统考虑在内。我们老受制于他人,是有问题的。


今天的世界,美元虽然很重要,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确在损害美元的形象。比如他谁都想制裁,制裁那个,制裁那个,制裁多了对他的份额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也给人民币创造了某些机会。


(四)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要坚守这个模式。第一个是资源由市场配置的原则是不能动的,政府不能把握太多的资源,资源都应该由市场来进行配置、进行调节。第二是要坚持竞争中性的原则,也就是说,所谓的经济主体在同质的情况下都是平等的,不应该在政策面前有差异。金融面对的都是信用,信用等级好,就可以获得同样的金融资源。


但是在我们国家,在相当多的时候违背了竞争中性的原则,突出的就是基于所有制的歧视。客观说各个部门制定的政策是存在差别对待的,这要求我们必须要坚持竞争中性的原则。


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一部重要的法典,从法律上确立经济主体的平等关系,确立保障契约精神的履约,同时对于保护公民的财产、产权,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期提供了很好的法律保障。经济预期很重要,经济政策都是短期的,经济预期一定通过法律来确立。一个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一定要有很好的预期机制,要完善中国的法律。不但要完善,而且必须要严格守法,严格执法。


以上谈到的经济主体的平等关系,竞争中性,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民营经济的问题,价格由谁来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的力量是谁,如何保护人们的财产,这些东西都摆在人们面前。法治对中国来说变得特别的重要,让人们遵守法律,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内容。


以上在实践中、在政策制定中都应该坚守。在理论认识上把这些理清楚了,大的原则把握住了,未来有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去跨越一座一座雪山,跨越一条一条的湍急河流。


03

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应采取的政策


当前政策的重点,是如何让小微企业生存下去、发展下去。前一段时间中央各个部门都铺开了很多政策,有些政策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些政策没有落到实处。短期政策包括刚才提到的减税、降费、减租、减息,还有展期等等,这些都是政策重点。我一般不提倡中国给每个人发钱,这不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有效办法;我甚至也不同意在当前的情况下的大规模投资计划,我也不认为这是恰当的。


当前最重要的是让它们渡过这个难关。现在正在慢慢地看到希望,因为全国大多数地区新冠疫情都已经处理得比较好了,基本稳定了。当然外部环境的改善需要很长的时间。从中国经济长期政策来看,这几个方面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一)创造一种机制,让科技创新变成新财富的创造


1.建立透明、规范的制度推动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组织创新、管理方法的创新、模式的创新都变得特别重要。这次疫情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网上的会议空前的多了,教学也好、交流也好、论坛也好、会议也好,都在网上完成的,一点都不比过去传统的线下的差。过去线下的活动倒是天天见面,很热闹,但是成本还是挺高的。


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去是依靠粗放式的、耗竭自然资源,在消耗人口红利的基础上来发展经济的。这种外延式的、粗放式的特征非常明显,实际上已难以为继了。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个基础上经济是没有竞争力的。必须要推动科技创新,经济结构才可以转型,才可以升级。


经济长周期的出现都是来自于科技革命,来自于技术革命的推动。经济长周期出现的历史起点就在于科技创新。我们要让中国的经济能够有持续的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定的进入高收入国家,科技创新就要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我们的很多政策还是要允许,还是要更松动一些。过去有些政策,我挺忧虑的,对于那些技术人员,科学家也好,技术发明者也好,怎么去体现他们的发明和创造的财富?我们要创造很多的机制,要让他们的知识、技术变成社会的财富。这是需要机制创新的,当一种机制约束他的时候,虽然可能有很多科学发明,获得很多的奖,但是对社会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从新技术到新产业的传递过程被隔断了。


社会要创造一种机制,让科技创新能够变成新财富的创造,让一些科技人员可以完全合理去利用自己的智慧、能力、知识参与一些经济活动。这和以权谋私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些人实现科技创新,当然应该获得他所到的回报,只不过我们要建立制度,建立透明的、规范的制度。


2.改革金融体制,服务于高科技企业


同时我们还要有一种制度,让新技术、新产业变得非常通畅、快速、有效。这就是金融制度,是金融的创新。我把金融的创新看得特别重要,因为金融很重要的功能,是分散风险。过去我们把金融理解为只是融资,是融资的安排,实际上那是非常传统的金融。现代金融的核心功能是分散风险。通过它的股权结构的设计,通过功能组合,可以来分散风险,包括由新技术、科学发明到产业、到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所集聚的风险。这个风险是单个资本所不能够承受的,必须通过一种集合化的方式去分散风险,这样它才可以迅速的推动科学技术到产业的转化。


美国的硅谷也好,整个美国的经济发展也好,无论是纳斯达克还是纽交所,美国前十大市值公司基本上看不到金融机构的影子,都是高科技企业。而中国大概十有八九都不是高科技企业,甚至茅台酒排在前面。我反思这里面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中国的上市公司排名前十位,十之八九都是茅台酒+金融机构。为什么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根本就进不了前列?因为可能他们生存的确很困难,而利率的确太高,他们很难得到金融的有效支持,同时可能社会的容错环境也不够,如此等等,都会压抑了高科技企业的成长。


实际上从中美两个国家、两个市场上市公司的排名的特点,就可以看出二者在金融政策,在对金融、对资本的理解上,对上市公司的理解上,对科技推动产业变革的理解上,有着重大的差异。


我们急需调整这种政策。如果说再过十年还是这种结构,我不知道中国的资本市场怎么去发展,怎么去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一定是有很好的成长性的资产,凡是有很高的预期的,有很高的成长的不确定的,他都会投资。而商业银行则很确定,高度的预期,高度的确定,每年的利润都能计算得出来,精确程度可以达到98%。实际上一家上市公司、一家企业,最重要的、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不确定性。这才有投资的价值,如果是特别确定的项目,从投资角度看,就只能得到一个平均收益。


所以我们的金融体制要改革,要改到能够服务实体经济,服务高科技企业。目前的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大多数人以为“服务”就是商业银行要为那些困难企业提供贷款,这是多么肤浅的理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是服务高科技企业成长,推动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成长,推动高新技术到新产业的转化,要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要为社会提供有效的资产管理。这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要素。不仅仅是为那些困难企业提供了贷款,如果这个困难企业是大企业,一旦困难,一定是他有问题。如果是小微企业,就要让适当的金融机构为一些小微企业提供融资便利的制度创新。这是普惠性金融的核心要素。


所谓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始终是有一半的赞同。我们必须要创造条件,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融资贵是和你的信用相关。资金成本是信用的函数,你可能很有信用,但是当信用无法甄别的时候他的资金成本机会相对比较高,除非有足够的大数据平台。也许你企业很小,但是你很有信用,那置信成本也会下降,互联网金融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互联网金融走了一些弯路,但本质上互联网金融解决了中小微企业信息的甄别,以及根据这个信息甄别它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二)反思和论证财政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我们必须要对财政政策进行论证的反思、论证的思考,思考让它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如何更好地为企业创造宽松的环境,降低它的运行成本。


我有一些做企业的朋友,一些大企业、著名企业的著名人物,老是给我抱怨。去年的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上,有位非常著名的企业家,说吴教授你待会要演讲,能不能帮我们呼吁一下,我们挺难的。他的企业其实很大,但他说挺难的,尤其是税收、费用、贷款难等等,都存在很多问题,而且监管严的时候就面临很大的压力。监管一严要降金融杠杆,降谁的?降他们的杠杆,一降杠杆他们就受不了了,原来的计划要改变,企业困难就来了。他希望我呼吁竞争中性,政策要稳定,要同等对待。这也符合我本人的愿望,我也去讲了,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谈到了其他产业政策等等。


我讲完了,接下去他讲,结果很有意思,我讲的都是为他们呼吁,他一上去讲,政治觉悟比我高,讲的是“特别感谢各级政府给他们提供大量的帮助,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这是我亲历的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我们的财政政策要考虑到未来的各种税制的结构、费用的适度问题。很多人告诉我,创业的时候把那些费用全部交上,就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财政政策一定要建立起周期性的概念,中国的财政政策周期性概念是不强的,永远是停留在税收要增长、财政收入要增长。这本意上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税基都有问题,何谈长远?税基要存在价值,要强大起来,这是经济学里最基本的原理。没有税基的强大,税收从何而来?所以经济困难的时候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经济好的时候要保持正常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的核心是要有周期的概念,有调节的概念,有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概念。


千万不要以为做企业那么容易,很多人觉得做企业挺容易的,把税收弄得很高。我经常说,那些坐在办公室的人应该去去创办一个企业,品味一下创办企业多么难,这样才能深切地感受到如何服务于他们。当然,服务于企业和企业照常履行纳税义务是两回事。


最近又提到一个老命题——财政赤字货币化,财政部钱不够用了,要通过央行去买单,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本质我是不赞同的,这样有极大的危害性。财政收入的来源来自于经济的增长,这是我们面临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命题。要让我们经济的基础,我们的税基有强大的竞争力,这才是解决财政收入的重要原则。其他的通过货币化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只能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可以用,但是中国还没有遇到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


现在思考我们的货币政策,我们的金融改革,要考虑到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是进入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时代,中国的利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相对高的利率会抑制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学里有一个“金融脱媒理论”,非常重要,推动了金融业态的竞争。当传统金融体系——银行体系的利率非常高的时候,金融会很难脱媒,所以金融市场也很难发展起来。存款利率都百分之十几,贷款利率就百分之十五了,经济还怎么发展?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国家一定会进入到严重的通货膨胀阶段。


所以要大幅度的降利率,把利率逐步让渡给实体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要让他们有动力。冒这么大的风险干了十年,产品也很好,就是赚不到钱,这一定出了大问题。货币政策服务于实体经济,在利率的层面应该要大幅度的降低,要让渡给实体经济。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三千多家上市公司里,金融机构,特别是一些商业银行利润的总额,大概是其他所有公司的利润的总和。换言之,这20家左右的金融机构的利润总和,大概和其他三千多家上市公司的总和一样多,这是有问题的。我又想,中国市盈率很低,因为商业银行利润很多,这个行业是没有什么疲软期的,预期很清楚,如何进行利润的转移?高科技企业的利润增长,投资就有很好的回报,这些企业的市盈率可能就不是3倍、5倍,可能是30倍、50倍。你会发现中国企业的市值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市值排行榜会有很大的变化,市场的投资功能也会有很大的变化。进行利率结构的调整,对于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提升中国资本投资功能,改变中国上市公司的排行序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资本市场财务行为有很大的改善。


(三)推行金融改革,构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除了以上货币政策,大的发展还包括金融改革。金融改革,包括利率的高度市场化、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也就是人民币可持续交易的改革,都应该加速推行了。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我想人民币可能不是唯一的,还不能进行可持有交易的货币。我认为我们需要加快这个改革。


当然人民币在成为可持有交易货币,乃至于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员的过程中,一定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国际化了,国际的风险会蔓延过来。我们对此心中要有数,要进行比较。这种风险会有新增的国际递延风险,但是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对人民币在全球的影响力,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都是有特别重大的价值。


不要害怕人民币国际化以后,人民币会不会被炒作,会不会出现贬值性的危机等等问题。当然有这个忧虑是对的,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忧虑就裹足不前,就不敢往前推行。我不相信我们做不到这个。当年加入WTO时,2001年之前中国的报刊上的言论,相当多的学者都说这样开放,中国的民族工业就完了,就被外资、被外国强势的工业所吞并,中国将会没有民族工业,将会毁于一旦。


事实证明,加入WTO,中国的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和发展。只有在竞争中才会壮大发展,关起门来是成长不了的;只有在开放中,在大风大浪中,人民币才会成熟起来。要让人民币成熟起来一定需要经历大风大浪。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要有足够的信心。未来如果出现一些大风大浪,我们有能力应对这个情况,因为中国的经济体不断发展、中国的转型正在不断进行。我相信人民币基础的中国经济还是有竞争力的。


金融市场也要开放, 3%太小了,以前有QFII、RQFII、沪港通、深港通,这些都很重要,但都不是完全的开放。完全的开放需要人民币可持有交易的改革,才可以完成。我是金融学教授,研究资本市场,从2001年以来,我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如何构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命题来展开,因为我梦想的是,中国的金融,未来一定要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为此就要推动各种改革。


中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条件应该说非常薄弱,我们的经济贸易条件是非常充足,但一些软条件是比较差的。


我们要深刻意识到面前有太多的任务要做,我们改善软条件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过程。通过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去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包括法治的完善、契约的精神、透明度的提高等等,都是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机制。法治不完善,契约精神不足,透明度不够,信用体系不完善,怎么可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全球第一,经济规模14万亿美元,是很重要,是基础,是硬条件,但光靠硬条件不行,还需要具备很多软条件,软条件在一定意义上比硬条件还重要,因为国际金融中心很重要的职能是金融服务,是你的履约能力,你的服务能力。


英国从日不落大帝国变成了现在的英伦三岛,但是英国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是因为他有很好的契约精神,法治非常完善,透明度也很好,现代金融的一系列法律规则、契约都来自于英国。所以我们要深刻理解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构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建设有多么重要。它在客观上要求你必须这么做,否则就不会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你人民币的投资价值就不会比人家差,如果这些软条件做好了,人民币在未来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货币。


当然,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我们要正确地处理好经济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的平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非常不赞同“财政赤字货币化”,因为这会极大的动摇人民币的长期信用基础,将极大的损害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部署。一个国家最大的财政政策是维护这个国家货币的,我可以忍受经济短期的缓慢增长,比如每年增长3%、5%,这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忍受通过本国货币的增发、贬值,且短期的刺激所谓的经济增长。这就本末倒置了。


我们经济政策的重心一定要高度的重视人民币的长期信用维护,这对中国金融的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说只要方向正确了,实际上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我非常赞同这个看法的,我们方向正确,不要去搞得那么着急。这个方向是什么?是维护人民币的长期信用,这是我们的国策。回想美国的国策是什么?维护美元的长期信用,即使短期的刺激未来也会回收,是有回收计划的,所以金融实际上有大战略。我们太短期了,金融的大战略方面非常缺乏。比如,没有理解金融对一个国家而言是重器,不是拿来随便用的工具。金融不能乱,根基不能软。根基必须非常坚实,有极好的信用,极好的契约,这个国家金融有希望,经济大体上也开始有希望。


04

寄语EMBA同学:不要用算盘凌驾于你的理想之上


虽然中国经济的困难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大,但是希望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光明。我坚信这个国家、民族已经到了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机会,必须要顺势而为,必须要沿着现代文明的趋势前行,沿着过去所确立的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主方向前行。


我确信到2030年我们可以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目标,到2050年,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只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面所确定的重要指导原则,我们一定能达到。


在座的EMBA同学,年轻的大概二十几岁,即使在企业当老总,四十岁在EMBA同学里面应该算比较大的了。到2030年,对年轻同学来说才30多岁,正值风华正茂,到2050年也就50多岁,已经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其中一定会成长起国家民族的脊梁。


过去40多年来,两代人完成了中国的脱贫梦,完成了中国的小康梦,中国的事业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但是一代又一代人里,后浪必须要深刻地理解过去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同时必须深刻地理解肩上的担子有多么重要。人还是要有一些情怀的,人没有情怀天天就打自己那点算盘,我看这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千万不要用那点算盘去凌驾于你的理想之上。寄语我们商学院2020级EMBA的同学:


第一是要有情怀,有情怀就是有理想。


第二,一定要有能力。没有能力只讲情怀那只是空谈。能力就是脚踏实地。情怀要往前冲,也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在二者间我们要做很好的平衡。实际上到人民大学商学院来学习,第一要有情怀,第二要练实力、学本领。情怀、本领有了,事业就会一帆风顺。


第三,一定要担当。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担当,就是一个卑微的民族。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源于历史上有很多有担当的人,有的有小担当,有的是有大担当,概而言之是要有担当。什么叫担当?就是勇于承担责任。不要有责任就推,有难事就推,有荣誉、有好事就琢磨着一定要拿来,这就背离了担当之道。


最后祝福EMBA142位同学在人民大学学习期间能够获得丰收,能够有所变化,也能够体会人民大学实事求是的风格。人民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在于它有包容精神,不分出身,百花齐放。只要你有想法、有才华,脚踏实地,有学问,在人民大学一定会有成长的空间。


你们选择人民大学,选择人民大学的商学院,我觉得你们是有眼光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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