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何亚非:世界大动荡中如何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何亚非 中美关系 人大重阳 中国智库

何亚非:世界大动荡中如何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

发布时间:2018-07-23作者: 何亚非 

在世界面临大动荡的新时代,国际秩序两大支柱,即经济和安全秩序从内部和外部受到巨大冲击,进入转折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无数风险。经济秩序与安全秩序密切相关,亚太安全秩序的破碎和重新构建需要放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混乱、亟需调整的大框架内审视。在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多元化一定是大趋势,亚太安全秩序也会找到自己的定位,服务于亚太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作者何亚非系前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刊于7月23日《环球时报》,全文刊于观察者网。


在世界面临大动荡、大变化、大发展的新时代,国际秩序两大支柱,即经济和安全秩序从内部和外部受到巨大冲击,进入转折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无数风险。



经济秩序与安全秩序密切相关,亚太安全秩序的破碎和重新构建需要放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混乱、亟需调整的大框架内审视。


首先,全球秩序面临再次调整、重塑,主要特点:


一是世界格局从冷战“两极”,到美国“单极”;然后随着新兴大国的发展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大趋势,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型;如今“美国第一”支配下的美国全球战略再次向“冷战”回摆,其他大国或者被迫回应,或者从中渔利,导致地缘政治出现巨大混乱,复杂性、危险性大大增加,出现类似于一战之前的情况。


大国关系紧张,突出表现在美俄进入“新冷战”、中美进入“冷战”边缘。中美关系40年总体维持合作斗争并存格局,但是,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从“战略模糊”(非敌非友)走向“战略清晰”。特朗普上台后,更是把中国列为在全球挑战美国利益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贸易、南海、台湾等问题上遏制中国明显加强。关于中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不绝于耳。当然,中美之间绝非贸易战那么简单,已经波及或者“外溢”到安全等领域。


二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加剧,民粹主义在美西方泛滥,政治极端化、排外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和贸易战接踵而来。中美贸易战、美欧贸易战、美加贸易战、美日贸易战,令人目不暇接。而资本强势和政府不作为导致的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贫富差距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持续失衡,成为“反全球化”主要推手。西方国家尤为突出。


三是国际规则之争加剧,相对平衡的国际贸易、安全、经济、金融体系遭到破坏。国际新规则制定在地缘政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又难以顺利展开。特朗普政府对国际规则采取极端利己主义的做法,合则用之,不合弃之,完全打破了现有平衡状态。“美国第一”追求短期利益、绝对利益,对国际秩序破坏性很强,世界进入“无政府”、“无序”状态,美国浑水摸鱼也好,清水捞鱼也罢,反正要竭泽而渔。


安全秩序本来就是各方关系复杂、需要不断调整和重构的领域,而今在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战狼烟四起中,政治安全、社会安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等各种跨境、跨地区的全球治理都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缝。现有治理架构难以适应新格局、新形势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旧秩序或迟或早的崩溃,国际秩序亟需调整、重塑。


现在看,美国不愿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为维护美国霸权,不惜一切手段打压、遏制新兴大国和任何可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美国成为现有国际体系包括亚太安全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和最大变数。


四是从哲学层面看,世界没有解决好文明冲突还是文明融合的抉择。美信奉文明冲突,对美主导的西方文明有强烈“优越感”,“山上灯塔”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强,“传教士精神”深入血液,极力推广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颜色革命也好,军事干预也罢,都以“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为基本推断。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亚太安全秩序的主要脉络:


一是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已经定局,从图纸设计进入实质性投入的“真刀真枪”阶段。


美国从2010年前后反思21世纪头十年的得失,认为战略失误严重,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遭遇全球金融危机,软硬实力损失惨重,于是对美国全球战略三大板块做出调整,战略重心从欧洲、中东转移到亚太,真正的目标是中国。这并非像学者说的,是美国战略收缩或回归孤立主义,而是为了世界力量再平衡,积极调整战略重心,“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是中美作为亚太的主要国家,从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的混合体,逐步走向战略竞争对手的格局,美国对华战略判断出现国内空前一致的转变,并非特朗普一人所为。中美进入战略僵持和战略博弈阶段已成定局,这是一场持久战。当然这里讲的不是战争,而是两国的复杂互动或者博弈。我们不能再有幻想,唯有积极妥善应对。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不惹事,但绝不怕事。中国历来讲,“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三是以美国军事同盟为核心的安全架构得以加强,美国“两洋战略”逐步成形,“离岸平衡”与直接军事施压相配合,与中国倡导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战略思路发生严重偏差。


亚太除了中美两国,还有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印尼、东盟等主要国家和集团,自然也可以把俄罗斯包括进来。把亚太简单地看作中美的博弈舞台,就把问题想简单、幼稚了。


亚太其实存在形式多样或者多元化的安全秩序,除了上述美国军事同盟网络,还有中国+东盟、中日韩、“一带一路”、上合组织等不同的组合形成的区域伙伴关系网络。虽然那些组合更多是经济联系,但是许多已经把安全合作摆在重要位置,这是国际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必然。


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调整亚太安全秩序,削弱对抗,增加合作的问题。有几点考虑:


一是处理好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走到今天的地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中国发展成长为全球大国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其实质确实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矛盾,是力量平衡与再平衡的过程。关键在于双方能否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是“误打误撞误判”,最后走向全面对抗。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改革开放40年历史也已证明中国决心开创大国和平相处、和平竞争新道路的坚强意志和努力实践。


中美贸易战的发生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这来自以“美国例外论”为思想基础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以及特朗普大喊“就业回归、边境回归、美国梦回归”的“美国第一”的核心诉求,更反映两国深层次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和战略取向的不同。这是不可能调和的,唯一可争取做的是相互尊重底线,做到和平共处。自然,这也不是中国一家一厢情愿能做到的。所以,保持对话,官方、非官方、前政要、智库之间,老百姓之间,经常对话、交流十分重要。千万不能老死不相往来,隔空喊话。


二是着手构建各种安全秩序相互兼容的混合型亚太安全秩序,而且与构建经济秩序同步进行,相辅相成,互为支撑。


亚太地区各种文明、文化、制度、社会架构错综复杂,既代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性和丰富多彩,也给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安全和经济秩序增加了困难。我们必须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现实。中国提倡的集体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观”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值得亚太各国认真思考的新路。欧洲联合试验的欧盟和欧元是全球治理的“特区”,但是亚太未必能走欧盟的道路,美国也不会希望亚太走欧盟之路。其实美国对欧盟的发展心里是很矛盾的。


三是亚太区域庞大、情况复杂敏感,需要从几个层面来构建新的安全秩序,既要有全区域的安全合作平台,也要有次区域、小多边(次次区域)的安全安排,不要图快、图大,一口吃成胖子。譬如澜沧江次区域安全合作已经初见成效,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也以起步,中日韩除经济合作外可以考虑试验建立安全信任措施,逐步过渡;中美印、中美日、中美俄各种三方、四方对话机制都可以进行尝试,不要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中等国家也要作出贡献,而不是只在大国之间渔利或者压赌注,因为多层次、多形式的对话是建立安全秩序的基础和摸底,况且亚太安全秩序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成的。


四是在尚未建立合适的亚太安全秩序之前,亚太主要国家和组织都要采取克制和包容的态度,不做任何可能引起局势紧张、关系紧张的行动;同时可利用ARF或者APEC等现有平台加强一轨、一轨半、二轨的对话,对今后的安全框架和安全秩序进行广泛深入地探讨和小范围试验,边实践边修正、调整,为寻找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安全秩序提供范本和经验。


总之,我们需要从战略层面和历史经纬来分析亚太安全秩序调整和重塑的思路和路径。老子曰:“过去未去,未来已来”。亚太局势在国际格局转换的“过去”与“未来”中跌宕起伏必然产生许多不确定性和高风险,越是有风险,亚太各国,特别是中美等大国,就越有责任勇往直前,敢于探索、敢于思考,从建立亚太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出发,做出自己的努力。这是我们的历史选择,也是历史对我们的选择,我们责无旁贷。


美国需要放弃冷战惯性,试着构建哲学家格雷所说的地缘政治和平共处的“妥协办法”(modus vivendi),来处理中美关系。美国担心“华盛顿共识”会被“北京共识”、美国模式会被中国模式取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出了中国将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广度、深度的种种措施,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全球化的决心不会改变。在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明多元化一定是大趋势,亚太安全秩序也会找到自己的定位,服务于亚太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