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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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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2
  要和平不要战争是各国人民朴素而真实的愿望。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根本要义在于国家之间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上海合作组织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以共赢理念促进发展繁荣,摒弃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集团对抗、以邻为壑等旧思维,开辟了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新路。

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崔白露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刊于7月6日澎湃新闻。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地区是周边,“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领域要吸引发达国家参与。日本是中国重要邻国,且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经营时间长、积淀深,因此争取其参与开发“一带一路”市场的意义重大。面对“一带一路”取得的成就超过预期、孤立中国的政策收效甚微和本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日本对参与“一带一路”的认知发生变化,从最初的否定与质疑到模棱两可,再到考虑参与,再到寻求有限合作和试图对“一带一路”走向、规则制定等增加影响,日本政界也多次释放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信号,中日关系亦重现改善趋势。本文分析了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为中日具备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历史经验、现实需要、合作理念、经济基础和民意基础。未来中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依旧存在,如何转变认知以减少误解和误判,增进沟通和理解,找到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通过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等方式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将对中日关系、地区和全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基于全方位开放、地区和全球发展需要提出的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国际倡议,也是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全球公共产品。“一带一路”需要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参与,最终实现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地区是周边,“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领域要吸引发达国家参与,尤其是在资金融通方面的参与。日本作为中国重要邻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营时间长、积淀深,在地区事务上具有相应影响力,自然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潜在参与方,争取其参与开发“一带一路”市场的意义重大。不过日本政府在倡议提出之初,并未对“一带一路”抱有兴趣,而是采取轻视、排斥态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也停留在转移国内剩余产能、应对美国亚太政策、追求大国霸权、重新塑造国际规则等质疑和批判之中,日本未加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AIIB)创始成员国行列的行动也说明日本在“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明确拒绝参与的态度。相对地,中国在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也并未将日本包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不过,日本政界、工商界、智库等一直在如何认识和是否参与“一带一路”的问题上存在争议,除批判声外,呼吁日本融入“一带一路”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参与国不断增加,“一带一路”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日本无法再忽视这个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呼吁,也引发了日本可能错失经济利益和造成外交孤立的危机感;而此前日本政府试图牵制中国的外交政策效果不佳,试图重新打造地区秩序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也处于酝酿阶段和存在很大变数,最新通过的《全面进展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仍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在这一段时期内,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消极抵制、保持警惕,再到密切关注、认真研究,再到联系接触、主动寻求参与的转变过程,并频频释放积极友好信号,寻求对话和合作。近期日本政界多次释放出参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信号,中国也予以积极回应。虽然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但中日双方都有调整和改善双边关系的期待和行动。因此,认识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转变认知和减少误解矛盾,增进沟通和理解,找到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使双方通过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等方式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将对中日关系、地区和全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各界对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认知变化


在探讨日本参与“一带一路”之前需要先厘清两个问题,一是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总体态度,二是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变化。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的四年间,在中国的努力推动和世界各国的积极参与下“一带一路”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面对倡议的发展变化和世界形势发展,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是怎样的呢?


下文通过分析日本政界、工商界、学界以及日本舆论这四个影响外交决策主体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认知变化,探讨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总体认知及其变化。其中,在日本政界方面,作为最具有决定作用的外交决策主体,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认知转变最为明显,经历了认为其是难成气候的对外地缘和经济战略,到与日本展开经济竞争关系的工具,再到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合作平台的转变,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也从轻视抵制、暧昧不明到主动寻求参与。日本工商界和企业从一开始就普遍比较关注“一带一路”,并在“一带一路”是否会造成中日经济竞争还是给日本提供商机方面存在不同看法。在日本智库和学界,最初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并不高,对“一带一路”解读也主要从国家地缘战略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等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对“一带一路”的前景也主要以分析面临的困难为主,近段时间来日本研究机构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迅速升温,研究也趋向多角度。最后,中日舆论大环境没有太大改变,但也出现了一些向好趋势,其中日本民众对中日关系现状和未来预期有了显著的改善趋势。


(一)日本政界对参与“一带一路”的认知变化


日本政界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一个从消极态度向积极态度的转变。“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日本无心参与“一带一路”对此并不重视。但随着“一带一路”的顺利展开,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开始从消极转为积极,经历了从原先的无视到重视,从拒绝参与到态度暧昧,再到明确表达有限参与的过程。特别是安倍第四次内阁成立后,虽然内阁成员没有变化,但新的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有转变迹象,从原先的战略牵制到积极寻求多层面合作,从对华强硬到开始寻求对话与合作,并对“一带一路”表达出较为积极的态度。


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认知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参与亚投行的问题上。亚投行筹建初期,大多数国家仍处于观望阶段,但美国奥巴马政府反对亚投行的态度较为明确。日本政府此时紧跟美国亚太战略,不仅在军事安全上继续强化美日同盟和美国其他盟友关系,在经济上通过与美国一同推进排除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还在外交上对中国实施防范和遏制政策,构筑“对华包围圈”。因此,日本政府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初和亚投行筹建初期,一方面继续对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采取冷淡和无视态度,回避官方表态,另一方面在政策行为上对亚投行能否遵循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提出质疑,否定亚投行合法性,并劝说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慎重考虑参与亚投行一事,拉拢西方大国与自己站在同一阵营,不加入亚投行创始国的行列。此时的日本政府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试图改变现有世界经济秩序和与日本争夺地区领导权的重要工具,将亚投行视为企图取代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IIB)的竞争对手。


日本政府原先认为不会有西方国家加入亚投行,只有为数不多的小国参加,但至2015年3月底却有英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以及韩国、澳大利亚等先后宣布加入亚投行,随着西方盟友不顾华盛顿的反对申请加入亚投行,开始从行动上响应“一带一路”,日本面临必须做出官方表态的尴尬境地,此时日本的态度开始转变,从原先的拒绝参与到犹豫矛盾,由强硬转为暧昧。于是日本采取了“两手准备”应对“一带一路”,一面继续采取反制措施牵制中国,一面运用模糊暧昧态度与中国若即若离。一方面,日本开始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态势:2015年5月,日本发布“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投资亚洲的未来”,承诺将提供11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恰好超过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法定资本金,大有欲与中国分庭抗衡之势;2016年5月,安倍表示将基础设施投资对象国从亚洲拓展到世界,在今后的五年中提供2000亿美元的资金,并通过为东盟国家、中亚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降低贷款门槛,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日本企图借力美国,利用“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TPP)抗衡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阻截中国构建新的经济秩序。但另一方面,日本认识到在经济合作议题上一味僵硬地反对中国,并不完全符合自身利益。与中国外交互动的恢复,使得双方在亚投行问题上的“对立”有所缓和。在亚投行申请截至当日,安倍晋三表示日本“不必着急加入”亚投行,但也未明确拒不参与,而麻生太郎则声称需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来对待加入亚投行的行为。此外,2015年6月,在时隔三年重启的第五次中日财长对话会上,中日双方就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坦诚交换意见,同意将在基于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包括通过协调发展金融机构方式,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在这一段时期,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不再仅仅只局限于中国反制美日的地缘战略和修改现有国际规则的手段,而是开始重新审视参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对日本和地区的积极作用,并加快了对中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的可能性研究。


从2017年上半年起,日本对参与“一带一路”认知开始发生明显转变。在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上,日本政府开始从模棱两可转向积极参与,并通过一系列政府表态明确表达出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和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意愿。5月,自民党总干事长二阶俊博在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曾表达过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变化,认为“目前对‘一带一路’充分了解的人与正在逐渐理解其重要性的人之间还存在一定差异,但大部分人还是对中日之间达成共识怀有信心并对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抱有希望”,并表达出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积极合作的愿望。6月5日,安倍晋三在东京发表演讲时谈到“一带一路”,表示如果条件成熟将与中国进行合作,7月安倍再次提出考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11月14日,安倍晋三在日本APEC首脑会议记者会上,针对日本如何与中国“一带一路”相关联和中日在第三国合作的问题,回应称“期待‘一带一路’吸收国际社会上对基础设施开放性、透明性、经济性、财政健全性上的共识,对世界和平和繁荣做出贡献。日本会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思考与中国合作。”关于在第三国的经济合作,安倍认为除在食品贸易、环境、节能、旅游领域合作之外,还希望能够与中国就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地区和世界安全繁荣问题进行讨论。18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表达了“一带一路”对于世界的价值,认为中国在海外的基础施建设“如果以开放、各方参与的形式出现,对世界经济是有益的”.12月4日,安倍晋三在中日企业家及原政府高官对话会上表示与中国领导人在第三国合作上达成一致,认为“为满足亚洲各国旺盛的基础设施需求,中日之间需要进行合作,在确保公正、透明的基础上,‘一带一路’能够发挥作用”。此外,在12月19日的日本内外形势调查会全国恳谈会上,安倍表示来年是《中日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希望与中国在经济、文化、旅游等各领域加强合作,同时加强高层往来,推动中日关系进入新阶段。除对外表态的变化外,自2016年起,中日高层互访频率有增加趋势,特别是2017年5月自民党总干事长二阶俊博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来,双方高层对话迅速增加,特别是关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探讨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政府的认知改变。


在这一阶段,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认知表现出以下几个新特征。一是日本对“一带一路”积极表态频率自2017年中期开始迅速增加,与以往消极和谨慎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二是日本在政治上转变对中国的对立和牵制政策,开始谋求参与“一带一路”和与中国合作;三是日本对“一带一路”的合作形式初步是通过加入亚投行和开展第三方国家经济合作;四是日本政府主张有条件地参与“一带一路”,参与的条件是建立在“一带一路”遵守现有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的基础之上;五是日本政府通过具有假设性的表述依旧对合作机制的开放性、透明性和公平性有所质疑。


除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之外,在野党和其他政界人士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和态度会对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对华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日本是多党制国家,在野党一直是监督和牵制执政党政策行为的重要力量。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由原先的民主党和维新党合并组成,与自民党相比,包含原先民主党人士的民进党的对华政策相对温和,对于执政党在“一带一路”上迟缓反应和不当言论也时时批评和抨击,日本忽视或对“一带一路”保持警惕之时,这种批评之声对执政党也起到一定威慑作用,令执政的安倍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不参加“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政党内外的不满情绪,以及对自身执政能力的抨击,也迫使安倍内阁成员在对华政策上谨言慎行。如在2017年11月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针对副首相麻生太郎将亚投行比喻为“高利贷”的言论,日本民进党干事长增子辉彦进行了反驳和批评,表示作为企业家和日本财务大臣的麻生太郎这个比喻并不合适,“最好不要使用‘高利贷’来比喻亚投行”,并认为“对日本来说中国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在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的微妙态势中,日本参与合作的定位问题十分重要,慎重考虑各方因素才是国家利益所在”。除民进党之外,日本政界部分自民党成员、其他在野党、原日本政界官员等对华友好人士,对中日友好做了许多积极工作,对中日关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上也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二)日本经济界对参与“一带一路”认知变化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更多涉及到地区经济合作内容,因此日本经济界人士在最初就对“一带一路”较为关注和重视。日本经济界包括日本相关经济团体、产业界和企业界人士、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以及与经济相关省厅的工作人员等。从倡议提出之初,日本经济界对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认知大致可分为“慎重参与”和“选择性参与”两派。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经济界人士担心“一带一路”是对日本经济的威胁,不利于日本经济的长远发展,特别是在对外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会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联系,进而与日本在诸如东南亚、中亚等日本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进行经济竞争,因此认为参与“一带一路”事实上是在“为中国做嫁衣”,呼吁政府和企业在考虑“一带一路”时持慎重态度。事实上这一担忧并非无中生有,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确实在高铁、水力、核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在汽车制造、电子产品等工业制造领域与日本展开激烈竞争,此外部分经济界人士对“一带一路”持慎重态度的原因,还在于他们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本身还没有完全确立成熟,项目的实施也还处于试错阶段,因此在参与商业活动时需要更细致地收集和分析信息,要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寻求危机对冲手段和加强政府支持力度等。而在另一方面,许多日本经济界人士将“一带一路”看作是日本经济和企业发展的机遇,日本国内狭小的市场的现状迫使企业必须抓住中日关系改善的机遇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利好显现,日本商界人士更希望能够搭上“一带一路”的经济顺风车,在加快恢复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和抓住中国巨大市场的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加快海外投资的深度和广度,为企业产品出口寻求更大的市场,因此经济界人士中敦促政府尽快与中国商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呼声日渐高涨多数一直以来对华友好的经济团体、产业界和企业界人士都持这种欢迎、参与和合作的观点。2017年11月,日本访华的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的榊原定征强调,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全球产业合作,对两国和世界的繁荣息息相关,两国以基础设施和环保领域为中心的企业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当然,为减少国内“慎重派”所疑虑的“中国主导”和“中国霸权”,日本经济界也提出了一种以日本为主体的选择性参与方式,即在明确认识到中国战略意图的情况下,以双方平等的姿态而非以中国一国主导的姿态来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建设。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三村明夫认为:“既要认识到中国意图,又要以选择性的姿态去对待。同样的东西在中国的提法是‘一带一路’,在日本的提法则是‘第三国合作’。”从总的趋势来看,日本经济界在对待参与“一带一路”问题上一直保持较为理性的态度和观点,近段时间来将其视为机遇的比重也在提高,并更倾向于与中国通过以平等的姿态、以具体的企业经济合作来实现对“一带一路”的参与。


(三)日本学界和智库对参与“一带一路”认知变化


通过对日本主要智库报告和学者研究分析,日本学界最初对“一带一路”关注度不高,对“一带一路”解读也主要从国家地缘战略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等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在解读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目的上,认为这是中国为突破美国亚太战略包围,转移国内经济剩余产能的手段,在对“一带一路”前景上,日本学者并不看好,主要从对日本构成的挑战、目前面临的困难和缺陷进行分析。但近段时间,随着“一带一路”影响力增大和政府重视程度增加日本研究机构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不仅迅速升温,分析问题的角度和立场更加多元,开始更多探讨日本应如何应对中国“一带一路”以及日本的相关融入、参与问题。2017年11月30日,由青山周、明日香寿川、江原規由、大西广、大西康雄等数十名日本学者发起的“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正式在东京挂牌成立,这是日本第一个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中心,同时也是国外为数不多的针对“一带一路”专门成立的研究中心之一。这些日本学者意识到随着亚洲世纪的出现,世界已经开始以“一带一路”为主轴,而日本却对此应对迟缓,因此必须设立相关研究中心,可见日本学界对于“一带一路”研究的重视程度已发生明显改变。此外,日本智库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ITI)近期专门出版了《“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与亚洲——中国企业进军亚洲》特辑期刊,从国家政策、国际产能合作、中国与东南亚合作、中日韩经济合作等方面详细分析了“一带一路”相关问题。其中,经济学家江原规由认为“一带一路”在于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组织战略对接,通过达成不同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地区构建一个大型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而RECP则包含在这个自由贸易区框架之下。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丸山知雄认为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并不想重新书写世界经济规则,而是想为新兴国家提供发展对的资金和技术,发达国家应该对中国的贡献表示欢迎态度。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田中明彦认为,中国与日本在东南亚并非零和博弈,对于东南亚来说,与中国和日本同时保持好关系是最佳选择。随着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影响与日俱增,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不能只局限于东南亚国家,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东南亚政策的重要一部分。”


(四)日本舆论对参与“一带一路”认知变化


目前,总体来看中日舆论大环境没有太大改变,但也呈现一些向好趋势。一方面,日本媒体报道中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总量和正面报道数量正在增加,对“一带一路”的重视和理解程度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是,作为大众传播手段的媒体对舆论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日本民众对中日关系现状和未来预期有显著的改善趋势。在2016年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外交相关舆论调查》中,虽然只有12.5%的日本受访者认为中日两国“良好”,但当被问及两国关系对本国和地区发展的重要性时,高达72.9%的受访者认为“重要”,“不重要”的比例仅22.3%。此外在2017年12月日本言论NPO机构与中国外文局联合出版的调查报告中,日本民众对中日关系现状的判断有显著的改善倾向,虽然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日本民众比例仅从2016年的1.9%升至6.7%,但也呈现小幅增长,而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比例从71.9%大幅降至44.9%,且是7年来首次降至50%以下。当被问到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展望时,认为“会改善”的比例均较2016年提高,“会恶化”的比例则从34%降至目前的23.6%。


不过,在经济关系方面,中日民众的看法出现一定偏差。日本大部分受访者依然认为“双方构建互利共赢关系是困难的”,与此相反,中国方面则有高达60%的民众认为“双方能够构建互利共赢关系”。而对于日本是否应参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超过六成日本民众表示“不确定”,而六成的中国民众则表示“应该合作”,可见中国民众对“一带一路”了解更多,对双方实现合作抱有更乐观的态度,而日本民众似乎对中日能否在“一带一路”上合作知之甚少,对中日合作的态度更偏消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民众对“一带一路”理念有较为深入的认识,而日本民众对“一带一路”依然不甚了解和抱有偏见有关。尽管如此,在被问到在两国和亚洲亟待解决的课题上中日是否需要加强合作时,日本有60%的民众表示“赞成”,这一数据表明大部分日本民众在对看待与中国合作方面依然较为客观和理性,希望能够通过对话合作方式解决双方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



    关键词: 王义桅  上合组织  人大重阳    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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