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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刚

研究领域: 公司治理  经理人薪酬  法与金融  公司财务  

E-mail:zhengzhigang@ruc.edu.cn

简 介

  经济学博士(北大光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应用金融系主任。兼任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证券市场导报》等期刊特约编委、盘古智库等机构学术委员以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研究领域包括公司治理、经理人薪酬设计以及国企改革等。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支持计划,曾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等奖项和荣誉。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特斯拉做出的上述一系列公司治理制度安排,使外部投资者与马斯克的利益变得尽可能的协调一致。尽管马斯克持股比例不高,但并没有给野蛮人入侵带来太多的可乘之机,由此才使得他“非常高兴继续领导特斯拉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当然,这里再次重复,“大嘴巴”的马斯克是否适合做作为公众公司需要严格信息披露义务的董事长是一回事,特斯拉在美国成熟的资本市场环境下是否业已形成有利于防范野蛮人入侵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是另一回事。

与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与实务界抽象讨论,甚至神化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做法相比,我更愿意把企业家具体化为一个“具有较大股份的职业经理人”。兼具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两种基因决定了企业家在经营管理实践中具有以下典型行为特征。

在2018年9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其中提到,我国未来将“允许同股不同权”,支持尚未盈利的创新型企业在内地A股上市。我们希望,上交所能以这次科创板的推出为契机,积极开展降低盈利门槛和允许发行AB股等基础上市制度变革。上述变革显然比推出CDR基础得多,当然也重要得多。

弗里德曼曾有一个十分形象的说法:“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效率又讲节约;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率;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率不讲节约;而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则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我们看到,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政府产业政策制定成为“花别人钱办别人事”的另一个典型。

由于目前无法从新近宣布控制权转移的公司中获得包括董事会组织和高管任免等信息,绩效改变更是无从观察,在我们接下来所做的简单统计分析中,我们仅仅选择了从2015年到2017年底所有控制权由民资变更为国资的上市公司。之所以选择从2015年开始,是因为从该年开始,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低于代表“一票否决”相对控制权的33.3%,中国资本市场进入分散股权时代。

最近,很多媒体都报道了2018年初以来看似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掀起的所谓“国企并购潮”。例如,按照《经济观察报》题为“上市公司频发控制权转移”的报道(2018-09-15),截至9月12日,沪深两市已公示73起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公告。其中有29起属于国资企业收购控股权的买壳行为。不少收购方是各地方的国有资本运营平台或是国资委,其中,仅深圳国资委就涉及战略入股四家上市公司。

回顾很多企业在传承中出现问题,往往是由于对基于创始人的历史贡献形成的权威文化的处置不当。权威文化对企业的发展和传承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企业稳定发展的稳定器,又可能为企业未来发展留下隐患。我们看到,即使合伙人制度使阿里形成“事前组建管理团队”和“公司治理机制前置”等优势,但如果创始人恋栈,错过最佳的接班时机同样会触发权威文化的负面效应。

近期发生的民资控制权转为国资现象事实上只不过是上述趋势下的反映。如果我们非要按照控股股东的性质来考察控制权转移,回顾中国资本市场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借助二级市场进行控制权转移的既有从国企到民企,又有从民企到国企,当然还有从民企到民企,从国企到国企。只不过一段时期国企变为民企的多一些,而在另一段时期,民企变为国企的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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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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