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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讲座实录:当今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新自由主义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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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8
  5月15日晚,对话人大名教授系列讲座在人大重阳开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雷达教授受邀出席并主讲。本场讲座围绕新自由主义与国际经济秩序展开,为厘清既往数十年间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这几大进程的历史脉胳与相互关联提供了深刻、独到的剖析。

编者按:5月15日晚,对话人大名教授系列讲座在人大重阳开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雷达教授受邀出席并主讲。本场讲座围绕新自由主义与国际经济秩序展开,为厘清既往数十年间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这几大进程的历史脉胳与相互关联提供了深刻、独到的剖析。讲座由人大重阳研究员、宏观研究部副主任陈晨晨主持。人大重阳院委、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代表人大重阳致欢迎辞。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周戎出席本场讲座并发表点评。本文由讲座速录整理而成,经雷达教授本人审阅,人大重阳官网与微信公众号(ID:rdcy2013)独家发布,以飨读者。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雷达教授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了,回头看这场危机,我们能否从书本上和大家习惯性认为正确的观点上,找到可以进一步思考的东西?我想讲一讲现今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新自由主义。


我主要讲四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也给大家介绍相关文献;二是如何认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三是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的出现,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四是当今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


何为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在纯经济学意义上就是新古典主义;反过来,新古典主义加上对于西方自由市场的评价、价值判断,就是新自由主义。


在纯经济学领域,新古典主义的兴起,实际上是对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再度“革命”。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将经济当事人对经济的反应,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纳入到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当中。此后,西方经济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比如贝克尔、斯蒂格勒、萨金特等,沿着弗里德曼的思路,将价格理论运用到信息、家庭、劳动、市场等领域,并通过引用理性预期学派,在恢复长期分析传统的概念当中,论证了市场在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当中的效率优势。另外一些学者,如卢卡斯和巴罗等人,则将一般均衡论纳入到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中去。


以1962年弗里德曼发表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为标志,新古典主义开始在美国学术界复兴,其通俗版本就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盛顿的三家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政府所提出的10项旨在针对落后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政策建议,内容包括: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税,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现利率市场化;5、采取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即采取20世纪70年代西方由固定汇率转化为浮动汇率的制度;6、实现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产权。


这套方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时,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推广。华盛顿共识之所以成为共识,之所以当时向拉美和原苏东转型国家推荐,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1、美国和英国分别在1978年和1980年放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而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手段。华盛顿共识在里根和撒切尔的鼓动下,在美国、英国乃至经合组织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


2、上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116个月的资本长周期增长,打破了传统的商业周期,出现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科技进步,发展信息产业与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大的提高,部分东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将这种变化看作自由市场发展的结果,主张发展中国家也需要通过自由市场的经济途径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3、由于发达国家的科技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各国间的经济与贸易、社会的产业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发频繁,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因此,新自由主义可以归结为三句话:其一,这是发达国家使用的制度;其二,这个制度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得到了成功;其三,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要加入到世界经济、加入到全球化过程当中,必须接纳这样一套方案。


新自由主义兴起并非缘于凯恩斯主义失败


今天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2018年是很多纪念的年份,马克思200周年,《共产党宣言》170周年,以及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历程,对应的正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再度崛起的40年。在这40年历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很大的传播。长期以来,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关注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效率高低之争。这成为40年中关于改革开放论争的焦点。但实践已经证明,这个问题无需争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打破大锅饭,提升效率。更需要关心的是,在私有效率高的过程当中,是否克服了实际的商业周期,即是否避免了危机。


对新自由主义的关注不应仅限于对两个效率的争论上,更需要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学为什么产生,经济危机能不能被克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要留有国有企业,为什么习总书记说大国重器还是要掌握在国家手中。


第二,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这40年全球化恰好与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相结合,所以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当前的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


我认为,整个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实际上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由边缘到中心、由衰退到兴盛的过程。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兴衰不单是趋势性的东西,也与现实经济的周期性过程相关联,经济衰退时新自由主义随即衰退,而经济处于长周期时,新自由主义理论也跟着一同兴盛。


如果只关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大家会得出结论,认为新自由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在发达国家、尤其在美国的衰退。但如果我们把1962年定义为新自由主义出现,当时美国正经历着二战后第二个长周期,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失败。那么,如果不是美国宏观干预的失败,又是什么经济现象给了新自由主义再度兴起的土壤呢?


1958年和1960年,伦敦出现境外美元市场,我们称作为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以下简称“欧洲市场”)。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复兴和欧洲市场的出现是相关联的,这个市场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如何认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


通常对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理解是指以1946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签定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以及稍晚产生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三大协定为基本法律框架所形成的、主要反映以美英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益和要求的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领域的国际性制度安排。通常我们讲三大协定、三大机构,即IMF、WTO和世界银行,会认为WTO管贸易,IMF管金融,世界银行管长期投资,认为协定签订时按自由贸易、金融自由化、投资便利等原则划分职能。这种表述是错误的,会产生歧异,我想做出以下纠正:


第一,这三大协定、机构就只管一件事:贸易。实际上最早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是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制度安排。国际货币基金主要是为了稳定汇率,为了恢复国际贸易秩序,为其提供国际支付手段;而世界银行在宗旨第三条就明确提出,“鼓励国际投资,协助成员国提高生产能力,促进成员国国际贸易的平衡发展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


所以,我给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经济秩序所下的定义,是二战后最初建立的、通过汇率手段、投资开发手段,以及关税减免手段来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的制度安排。大家注意,这里面不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外汇市场,最早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服务于国际经济贸易的秩序,跟金融没有关系。


国际贸易也不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上。WTO最基本的原则是互惠原则,关税相互减免。新古典主义的原理是自由贸易能够使福利最大化,作为一个理性人,只需主动下降关税,不需要看别人降不降。但很显然,WTO建立在不同国家间相互减让的基础上,强调对等。所以,WTO是政府间的谈判和博弈,关系到国际贸易上升以后国家间怎么分配。


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从修复贸易活动开始,是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国际贸易是一国总需求的一部分,而实现经济增长需要刺激需求。所以很显然,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是依照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指导思想所建立起来的。


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方案完全排除了自由主义的方案。


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并且鼓励成员国进行资本流动管制。凯恩斯说,金融资本的管制并非针对战后过渡期,而是一种永久性的制度安排,根据协议,每个成员国有明文规定的权利管理所有资本的流动。


布雷顿森林体系排除自由主义的原因首先是1933年危机。大萧条使得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政策遭遇失败。


其次是1947年危机。这次危机前,美国的银行资本还很强劲,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之后,他们曾努力在美英之间实现两国资本流动,但很快英国出现支付困难,造成1947年的危机。


再次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认为,1933危机是由华尔街造成的,所以罗斯福新政时起用的怀特、摩根索等人,都是反自由主义的官员。罗斯福告诉大家,“未来的世界金融中心,既不是伦敦,也不是华尔街,而是美国财政部”。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的美国官员都来自美国财政部,而非美联储,当时的美国人倾向于排除银行家,让财政官员负责谈判。


第四,资本流动会影响宏观政策。因为当时各国都采取扩张性宏观政策,资本流动会影响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凯恩斯和怀特看来,正常的贸易、正常的资本流动也会影响一国的宏观经济。在当时的情况下,各国汇率是不一样的,如果放开资本,只要A、B两个国家汇率有差异,资本就会流动,而资本一流动,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就会下降,这就是所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第五,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恢复国际贸易的秩序,所以资本的流动,在当时看来会影响到汇率稳定,汇率稳定被破坏,国际贸易就有可能出现支付困难,那么战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就会被资本流动所冲垮,因此,自由主义方案被排除在外。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也带有新自由主义的因素。促进国际贸易的内在经济学前提,是贸易具有创造效应,两国之间如果有贸易,整体福利可以超越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是新古典的理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实际上它还是强调平衡贸易。


简单来说,平衡贸易就是去除货币,例如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如果我们不用美元结算,美国人一定要用美国货来换,所以双方一定是平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之初,用美元做结算,美元只是起到交换媒介的作用,贸易双方还是平衡的。哪怕存在一点不平衡,IMF做小的调整,有盈余的国家借给赤字的国家就可以了。但后来赤字变得太大,IMF调整不过来,这就给新自由主义再度复兴创造了条件。


罗斯福去世也使得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银行界人士进入美国外交决策进程。在当时的美国,以银行家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们努力使资本开始流动起来。但刚一放开,英国就出现了支付困难,美国商品就卖不到英国去,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崩溃。因此,由于1947年这场危机,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文件当中没有得到体现。


尽管如此,国际清算银行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它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机构,是1931年由美、英等国私人银行和中央银行所组成的国际协调机构。它是一战过后美国尝试走向世界时,由银行家、而非政府出面建立的机构。它是自由主义的机构,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尽管二战后,私人银行并不能调控欧美经济,须由政府出面(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银行家不能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原因),但这个机构被留下了,直到今天,并且成为解决全球化问题的主要机构,也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复兴。


欧洲市场与新自由主义的再度兴起


与新自由主义兴起相关的第一个事件就是欧洲市场的出现。


欧洲市场是第一个离岸金融市场,主要以美元为主。从1945年到1958年,美国贸易从顺差慢慢改为逆差,美国的大量贸易伙伴开始存有美元。随着美元积累的增长,到1958年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需要有投资手段,或者说它需要有资本。随着美国的赤字越来越多,世界上的美元越来越多,美国国库中黄金的数量没有增长得那么快。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出现对美元的投机冲击。但布雷顿森林体系考虑的只是平衡贸易,并没有考虑不平衡贸易。由于资本管制,世界上大量的美元资本无法投到美国,只能放到美国以外,于是放到了英国伦敦。


欧洲市场的出现,标志着全球化的真正形成。因为资本开始流动,全球并购热潮出现在1958年、1960年以后,FDI投资的热潮出现在1958年、1960年之后,更重要的东亚经济奇迹出现在1958年、1960年以后。外汇通过贸易得以积累,然后被放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再经国际金融市场投放到世界各地。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经济全球化的标志就是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银行资本(或者叫金融资本)的全球市场的出现。离岸金融市场完全是国际市场,它不受任何国家的金融控制,它和以往的借贷市场一个最大区别在于,我可以在英国存美元,借美元,但不需要兑换成英镑。这是全球化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实际上正是这个市场出现以后,才有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奇迹。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要起飞,往往面临双重约束,即资本约束和外汇约束。换句话说,在这个市场出现之前,一个落后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一定得走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例如前苏联不可避免地必须用现代化工业剥削农业。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后,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资本带着技术,甚至市场,参与全球化进程,只要你有禀赋优势,你就可以发展经济、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市场出现以后,真正的全球化出现了,标志就是外围国家大量进来了,日本、韩国、中国等等许多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就发展了起来。



英美为什么对此持支持态度?英国是一个衰败的金融帝国,伦敦的金融中心在二战后衰败,英格兰银行支持的原因显而易见:当英镑业务在衰退的时候,如果伦敦能够成为美元的业务中心,就能维持他们的金融霸权地位。


美国人支持的原因则在于:第一,美国的商业银行、私人银行要求资本流动,但一直受制于美国政府,为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就只能转投海外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最早登陆伦敦市场的是美国的跨国银行。第二,随着美国的赤字越来越多,世界上美元越来越多,而美国国库中黄金的数量并未如此快速增长,这时美元兑换黄金的比价已经失衡,美国人担心美债持有者到美联储来兑换黄金,倘若伦敦有一个新的升值机会,他们便会把资本投到伦敦。所以这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国家,面对这个新生事物,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支持的。


全球化的根源是金融自由化


新自由主义复兴的第二大事件是美国政府放松对资本的管制。


上世纪70年代,国际资本开始放松,流动加强,这对美欧经济都产生了冲击。其中最重要的冲击是欧洲的通胀压力。由于欧洲的实体经济好于美国,所以资本账户微微开放,使得热钱都涌向欧洲。由于通胀压力,除美国外,所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都要求美国回到怀特和凯恩斯的方案当中,即对资本进行合作管理。但因为资本流动量大,美国予以拒绝。


为什么拒绝?在上世纪70年代,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是拥有结构性权力的。拿着美元的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美元持有者的美元在增加,若要维持和美元比价,就必然要发行同量的本币,由此推高通胀。第二种做法是,因为美元已经降价,但美国不宣称美元对黄金贬值,其它货币只能宣布对美元升值,放弃浮动汇率。对美元升值,在国际贸易领域当中会改变贸易条件,使得这些国家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下降。美元的结构性权利,使得美国无论是外部赤字还是内部赤字,都可以让贸易伙伴去负担。


现在特朗普到处在退群,但实际上第一个退群的不是特朗普,是尼克松。尼克松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逻辑是:我把美元和黄金钉住,那我们货币的竞争力就没有了,所以要放弃。


随着新自由主义兴起,美国政府在资本管制上的放松给予新自由主义者实际支持,新自由主义开始介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其中最为积极的是芝加哥学派,他们甚至负责给当时到IMF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官员、财长和美联储主席撰写演讲稿。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一定建立在美国的产业资本和银行金融资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初期,他们的利益是不一致的,银行要资本流动,必然导致汇率变动,而汇率浮动使得美国跨国公司出口受阻。新自由主义兴起时,美国的金融业开始起来,美国的国际资本流动会带动制造业的对外投资扩张,也促进美国产业界发展。


传统自由主义国际机构,主要是国际清算银行(BIS),在上世纪60年代后开始活跃起来。到了美国彻底自由化以后,金融危机也开始增加,BIS参与了救助工作。


金融自由化以后,BIS给出了一个管制金融危机的方案:第一,美国出现信贷危机时,BIS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第二,拉美出现债务危机时,BIS提出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要实行国际监管;第三,1987年美国股市出现灾难性崩溃后,BIS提出核心资本的监管方式,放弃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准备金、存款保险的分业监管模式,采取混业经营模式。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的原因在于:第一,各国央行首脑拥有有相同的学术背景,在金融自由化的观点上容易达成一致;第二,金融自由化造成的政治风险是隐形的,它跟贸易不一样,贸易风险直接针对的是利益团体,而金融自由化风险针对的是整个国家,因而它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第三,金融自由化可以采取单边政策获得,而在贸易领域,必须采取多边或双边的互减原则。


美国标榜金融自由化水平高,资本一直流向美国,美国具有全球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一旦美国实现金融自由化,各国纷纷效仿。金融自由化不需要协调,不需要我开放一点,你开放一点,相反,只要我开放了以后,我有效果,大家都会开放。而贸易不一样,在贸易领域,不能说我单边降了关税,我福利一定提高。


这一点正好造成今天的情况。现在的反全球化,实际上反的是贸易。但是真正的全球化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因此,反全球化并没有反到点上。反全球化往往只反贸易,聚焦金融领域的反对呼声并不高,但实际上真正全球化的来源、根源是金融的自由化。(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关键词: 雷达  国际经济  人大重阳  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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