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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经济学博士(北大光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应用金融系主任。兼任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证券市场导报》等期刊特约编委、盘古智库等机构学术委员以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研究领域包括公司治理、经理人薪酬设计以及国企改革等。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支持计划,曾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等奖项和荣誉。

新经济企业创业团队资金投入有限与对控制权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由以互联网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带来的巨大冲击下新经济企业创业团队与外部普通投资者围绕业务模式创新加剧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在上述意义上,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向新经济企业提出了以创新为导向的公司治理结构变革的内在现实需求。

时光进入21世纪20年代。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建立,中国资本市场已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三十年,步入“而立之年”。回顾过去的10年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步入“而立之年”的中国资本市场?也许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来理解进入“20年代”,步入“而立之年”的中国资本市场。

国企改革无疑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缩影。过去四十多年的国企改革,在现代产权理论的指导下,围绕如何通过“资本社会化”,引入“股东”,以解决国企所面临的所有者缺位问题进行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尝试。

作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国企混改原本的含义无疑是通过引入民资背景的战投实现不同所有制的混合。那么,为什么原本以引入民资背景的战投实现所有制混合为核心内容的混改,在实践中却逐步演变为国企与国企之间“同一所有制之间的混合”呢?

格力这次股改围绕国企改制如何走完“最后一公里”,以及如何设计股权结构加强公司控制等方面,都突破了以往固有的模式,开展了积极和有益的探索。

第二上市在公司治理制度建设中的重要性要远远小于第一上市的首次公开发行。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第二上市理解为,已经完成IPO的公司增发新股,只不过不是继续在原来IPO时的市场,而是选择了一个新的市场。但像其他选择两地上市的企业一样,阿里未来必然在监管、投资者权益保护,甚至股价联动风险等方面将面临诸多挑战。

国企杠杆率调整虽有必要,但对于究竟该达到何种水平并没有统一标准。在国企去杠杆的过程中,还是应鼓励对经营状况相对较好的企业赋予更多的杠杆弹性。

合伙人制度无疑正是马云所谓的推动阿里传承计划顺利进展的那项关键制度。阿里合伙人制度中的“合伙人”的概念,既不同于与股份公司相对照的“合伙”这一法定企业组织形式,也不同于一些房地产企业项目跟投时作为持股平台推出的事业合伙人制度中的共同投资者的“合伙人”。那么,合伙人制度何以能够成为阿里传承过程中重要的制度凭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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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专著

  • 《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研究》

    本书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需要,从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国家战略需要,从贸易畅通需要、地方发展需要、国际贸易平衡需要、理论研究需要等方面出发,围绕“一带一路”长期规划,在充分借鉴吸收国际贸易及城市竞争力等领域的理论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人大重阳‘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评价体系”,并选取国内外沿线城市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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